向上、居安思危的精神還是應該肯定的，也正是在他在位期間，魏國繼續在北方開拓疆域，相繼征服鮮卑、高句麗等部落，使得魏朝的疆域遠達蒙古高原，這算是曹丕軍事上的重要建樹吧。

在政治上，曹丕也有一些大的作為。一方面他堅持大權獨攬，設立了中書省，其官員也改由士人充任，而原由尚書郎擔任的詔令文書起草之責轉由中書省官員擔任，如此機要之權也漸移於中書省。這樣也就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另一方面，他也嚴格限制宦官、外戚、宗室的政治權力，定令婦人不得預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尤其，從他開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九品中正制”得以推行，用*從地方收歸了中央，這是滿足了當時的政治需要，但也導致魏國（及至以後數個世紀）的統治實權逐步被士族所壟斷。

不過實在地說，政治上的很多問題都是很難兩全的，往往都是以偏補弊、矯枉過正之舉。尤其體現在他大力消弱宗室實力的措施上，而他的這種政策，後來又為明帝曹睿所繼承——這也是導致曹魏速亡的主因之一。以後晉朝的開國皇帝司馬炎吸取了這一教訓，他大封宗室諸侯王（又有點過頭了），雖然很快導致了“八王之王”，但晉祚卻也得以延續了一個多世紀之久。　。。

3、對他身後的一些評價

3、對他身後的一些評價

曹丕在個人的生活上也頗值得稱道，他嚴於自律。就在他即位後即詔令群臣盡規勸之責，將帥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他則廣而詢之，以使政治開明。黃初二年（221）六月，日食出現，有關方面認為是太尉失職而遷怒於天，奏免太尉。而曹丕卻認為天災的出現，是在譴責元首，不能把過失歸咎於官員，所以主動承擔了責任。而且他保持了曹操尚儉的作風，在《終制》中明確表示衣衾足以朽肉，棺槨足以朽骨，死後不用金銀珠寶玉器陪葬，只用泥瓦陶器。這就一掃由來已久的厚葬習俗，是很不簡單的一大創舉。

而且，曹丕還規定：墓地應選在不佔農田之處，使改朝換代之後不為人所知（曹操就經常盜掘人家的墓，很是帶了一個不好的頭）。且壽陵以山為體，不封樹，不立寢廟，不造園邑神道。並下令說，若有人違反，變改造施，他將之戮屍地下。還將詔令秘藏宗廟，以為永鑑。因此，在他死後，“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黃初七年六月，還沒做了六年皇帝的曹丕就病死了，葬首陽陵。無庸諱言，曹丕可謂英年早逝，尤其他的死乃是曹魏的重大損失，因為他的才能較其後來者實在是強多了。畢竟他是從革命、困難時期走過來的，是經過了血和火的考驗的。像以仁德引起老爹好感的曹睿，他在位前期雖然比較振作，可是後期卻大造宮室、貪圖享樂，就越發讓人失望了。

《三國志》中對他的總體評價是首先承認他“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但又批評他不夠大度和缺乏“公平之誠”。《周易》中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秧。”很顯然，曹氏父子的德行都不夠，所以也就被人輕而易舉地竊取了“天命”。

最後，再具體到文學上，以南朝鐘嶸《詩品》針對五言詩的創作批評而言，鍾氏是把曹植列於了首品，並對其推崇備至；曹丕則被列於二品，不重文采的曹操更是屈居末流的三品。明王世貞則就此說：“吾覽鍾記室《詩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為曹丕、曹操鳴不平。而鍾氏這種評價固然是受到了其時代的影響，可是它仍舊是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的，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考。自然於今而言，由於每個人的喜好、側重不同，也可以見仁見智。

鍾嶸同時期的文學批評大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首先稱譽曹氏父子道：“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尤其他在論及曹氏兄弟時有這樣一段讓人深思的文字：“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淡抑已，謂走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　，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竟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所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文心雕龍&amp；#8226；才略》）也就是說，世人往往多出於對曹植的同情而抬高他的身價，反之則以“位尊”低估了曹丕。

不過曹丕自登上皇位之後，一面是得意，一面又是脾氣越發古怪、暴躁，文學水平也就開始明顯下降；相反，因哥哥上臺而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