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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時並代為請教我認為可以請教的朋友們。

除了“唱獨腳戲”的材料外,職教社的幾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幫忙,在這個初期裡,畢雲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關於國外的通訊,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國方面有李公樸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兩三年間的情形。

我對於蒐集材料,選擇文稿,撰述評論,解答問題,都感到極深刻濃厚的興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為一體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認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樂得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我對於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來的,或是幼後輩來的;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只須是好的我都要竭誠歡迎,不好的我也不顧一切地不用。在這方面,我只知道週刊的內容應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麼叫做情面,不知道什麼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週刊在這階段的內容,現在看來顯然有著很多的缺點,不過我所指出的是當時的這種工作已引起了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動地用著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幹著。同時還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開始了他對於本刊事業的興趣。我接辦本刊後,徐先生就用全力幫助我主持本刊營業的事務,他和我一樣地用著全副的精神努力於本刊的事業。孫夢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時間加入努力,後來漸漸地也用著他的全部分的時間。最初經常替《生活》週刊努力的職員就只是這三個人。

28�一個小小的過街樓

從上次所談的情形,已可看出《生活》週刊的創辦並沒有什麼大宗的開辦費。寥若晨星的職員三個, 徐先生月薪二十幾塊錢,孫先生月薪幾塊錢,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業,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塊錢。我還記得當時在辣斐德路一個小小的過街樓,排了三張辦公桌就已覺得滿滿的,那就是我們的編輯部,也就是我們的總務部,也就是我們的發行部,也就是我們的廣告部,也就是我們的會議廳!我們沒有大宗的經費,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我們有的是幾個“患難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們有的是突飛猛進的多數讀者的同情和贊助!《生活》週刊就在這種“心血”、“努力”、“同情”和“贊助”所造成的搖籃里長大起來的。

我永遠不能忘記在那個小小的過街樓裡,在幾盞懸掛在辦公桌上的電燈光下面,和徐、孫兩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樣靜寂的夜裡,就好像全世界上只有著我們這三個人;但同時唸到我們的精神是和無數萬的讀者聯絡著,又好像我們是夾在無數萬的好友叢中工作著!我們在辦公的時候,也往往就是會議的時候;各人有什麼新的意思,立刻就提出,就討論,就議決,就實行!孫先生是偏重於主持會計的事情,雖則他對發行方面也很努力。徐先生是偏重於營業和廣告的事情,雖則他在總務方面也很重要。在編輯方面他常用“吟秋”的筆名作些漫畫湊湊熱鬧,因為他不但在營業和廣告方面富有創造的天才,而且也對於美術具有深切的興趣。我的工作當然偏重於編輯和著述方面。我不願有一字或一句為我所不懂的,或為我所覺得不稱心的,就隨便付排。校樣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樣時的聚精會神,就和在寫作的時候一樣,因為我的目的要使它沒有一個錯字;一個錯字都沒有,在實際上也許做不到,但是我總是要以此為鵠的,至少能使它的錯字極少。每期校樣要看三次。有的時候,簡直不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講到這裡,我還要附帶謝謝當時承印我們這個週刊的交通印刷所,尤其是當時在這個印刷所裡服務的張銘寶先生和陳錫麟先生。他們不但不怪我的麻煩,而且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讀者一天天多起來,國內外的來信也一天天多起來。我每天差不多要用全個半天來看信。這也是一件極有興味的工作,因為這就好像天天和許多好友談話,靜心傾聽許多讀者好友的衷情。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信是可以在週刊上公開發表和解答的,有大部分的信卻有直接答覆的必要。有的信雖不能發表,我也用全副精神答覆;直接寄去的答覆,最長的也有達數千字的。這雖使我感到工作上的極愉快的興趣,乃至無上的榮幸,但是時間卻漸漸不夠起來了,因此只得擺脫一切原有的兼職,日夜都做《生活》週刊的事情,做到深夜還捨不得走。我的妻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要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其實後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也是來不及的。後來最盛的時候,有五六個同事全天為著信件的事幫我的忙,還有時來不及,一個人縱然不睡覺也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