睜著眼睛，一直“侍衛”到天亮！

我們到了三四天之後，有一個夜裡，局裡的第三科科長請我們在客廳裡個別談了一次話，留下了筆錄。他很客氣地問了我們一番話。問和答的內容都和在法院裡那一套差不多，不過特別問起我們和“火花讀書會”有沒有關係。這個名稱我事前根本就沒有聽見過，關係更說不上了。公安局局長几於每天都來很客氣地招呼一下。頭幾天准許接見，訪問者非常的多，那個客廳常告客滿，天天好像舉行什麼盛會似的。後來當局有些怕了，除家屬外，禁止接見其他的親友。看報也不自由，每天由他們送來一種他們認為無關重要的報，有的時候一種也沒有。我們每天的時間卻過得很快。上午七點半起身後，同在客廳裡早操。有的打太極拳，有的柔軟體操，各幹各的。早餐後最重要的事是催報看，有時看得到，有時看不到。可以接見的時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著見客。後來只許接見家屬，除開六人“討論會”或“談話會”外，有的下圍棋，有的下象棋，有的看書，便很快地過了一天。我們每天所最關心的訊息是綏遠抗戰的情形怎麼樣了，其次便是關於我們自己何時釋放出來的訊息；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莫干山去，有時聽說他們要把我們送往杭州去，最後幾天聽到的訊息是要把我們送往蘇州高等法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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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高等法院

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點半的時候，我們剛才吃完午飯，公安局第三科科長跑進來，說立刻要送我們到蘇州高等法院去。我們突然得到這個“立刻”動身的訊息，想打個電話給家屬通知一下，免得家人掛念，而且我們裡面還有人要叫家屬送鋪蓋來，但是這位科長說不可以，“立刻”就要動身，不能等候了。我們對於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都有些氣憤，雖則我們都很鎮定。沈先生說：“好！走就走！”先去動手整理零物，包卷他的鋪蓋。這樣匆促的把戲，我從來也沒有過經驗，不免又引起我的奇特的感觸，但看見年高德劭的沈先生已在著手卷鋪蓋，我也就抑制著我的憤懣的情緒，動手歸攏零用的東西，包卷我自己的鋪蓋。在匆匆幾分鐘的時間裡，大家都把行李包卷好了，便打算滾我們的蛋。臨行時公安局局長自己也跑到房裡來打招呼，說他也是臨時才奉到命令，對不起得很，並說他心裡也覺得不好過。我們沒有什麼話說，只謝謝他對於我們的優待。

我們從上海被押解到蘇州，不是由火車，用一輛大汽車（好像公共汽車），有十幾個“武裝同志”和幾個偵探一同坐在裡面，所以把全車坐得滿滿的。公安局第三科科長和其他兩個職員另坐一輛尋常的汽車在後面跟著。我們的“專車”沿著從上海往蘇州的公路走。上車的時候，公安局局長親自送上車，叫“武裝同志”坐到後面去，留出前面的位置讓給我們坐。最後他又向我們一一握手，連說“對不起得很”。

我們和上海暫時告別了！車子向前急駛著，由玻璃窗向四野張望，感到如此大好河山，竟一天天受著侵略國的積極掠奪，而受著殘酷壓迫的國家還未能一致對外，這是多麼可以痛心的事情！車子行到半路，李公樸先生立起來對同車的“武裝同志”演講國難的嚴重和我們的全國團結禦侮的主張。他講到激昂時，聲淚俱下，“武裝同志”們聽了都很感動，有些眼眶裡還湧上了熱淚。隨後他們還跟著我們唱《義勇軍進行曲》。

下午四點鐘到蘇州了。汽車不能進城，我們各乘著黃包車，兩旁由那些　“武裝同志”隨伴著走。街上和店鋪的人們望著莫名其妙，都現著詫異的神情；大概他們看到形勢的嚴重，車子上坐的又不像強盜，所以使他們摸不著頭腦。有幾個“武裝同志”在車旁對我們說：“先生！我不是來押你的，是來保護你的。”走到半路，因為時間不早了，“武裝同志”也紛紛乘黃包車成了一條很長的蛇陣，蜿蜒著向前進。到高等法院的時候，已上了燈火。由上海伴送我們來蘇的一群人都紛紛來和我們握手告別，尤其是那些“武裝同志”們對於我們表示著非常懇摯的同情。

我們六個人同坐在待審室裡面等開審。在這裡所見的法警的裝束，和在上海的有些不同。上海法院的法警裝束，和我們尋常所見的警察裝束差不多；蘇州法警穿的是寬袍大袖的黑外套，頭上戴的是一頂黑漆的高頂帽子。沈先生是一位老資格的大律師，法警都認識他，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泡了茶送進來喝。

一會兒開審了，我們各人先後分別地被審問。所問的內容和在上海所問的大同小異，不過增加了一些。簡單說起來，不過包括下面的這幾點：（一）停止一切內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