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福耐心地勸他：“此一時彼一時，過去我們都走過彎路，為清廷效力過。現在孫先生領導的革命黨要建立民主新政權，我們能坐視不管嗎？我想，如果令尊黃麒英師傅還在，也一定會支援你的。”

飛鴻堅持不再問江湖之事，讓劉永福去“另請高明”。劉永福不急不躁，繼續拉他出山：“民團雖不是一支正規軍，但卻是一支不可小視的力量，革命需要它！如果你不去掌握它，可能就會被別人利用它，甚至被反動勢力利用。你是希望廣東乃至全國一天天變好，還是回到過去暗無天日的生活中？毫無疑問是希望新生，不推翻清廷，哪來新生呢？”

飛鴻被劉永福說得無話可說。

劉永福丟擲了他的“殺手鐧”：“你我共事一場，在臺灣結下生死之交。不為別的，就算是老朽我個人請你幫忙，你也不至於不給我這個面子吧？”

一番話說得飛鴻無法再拒絕劉的要求，於是1911年8月飛鴻應劉永福的邀請，出任廣東民團總教練一職，任期為兩年。

劉永福任民團總長期間，與飛鴻師徒交往密切，還為陳殿標推薦任職。

廣東的民軍一向較多，早在1857年12月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城郊人民紛紛團練募勇自衛，設局於石井。此後各地反抗侵略者的民軍紛紛成立，發動了多次起義，給帝國主義和腐敗的清王朝以沉重打擊。

武昌起義在10月10日爆發，並一舉取得成功。廣東革命黨人急起直追，注重招收綠林豪傑，發展會黨群眾，在省城、東江、北江、西江和潮梅地區，廣泛組織民軍。11月1日陳炯明、鄧鏗率民軍3000人在淡水起義，四天後新軍營長、同盟會員任鶴年發動香山起義。與此同時，番禺、新會、順德等地均爆發起義，11月9日省城光復。

省城光復的第二天，胡漢民從香港回到廣州，就任都督，宣佈成立廣東軍政府。當時城內外留下大批反正的新軍、防營、旗營、綠營等，與民軍時有矛盾。民軍頭領居功自傲，其他軍隊則視他們為綠林草寇。對這種狀況，劉永福與飛鴻均表示擔憂。

果然，沒過多久，民軍的現狀促使軍政府做出了錯誤決定，他們解散了民軍。

民軍對威懾濟軍及李準舊部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普遍存在素質較差，紀律鬆弛的缺點，一些民軍首領居功自傲，引起軍政府的不滿。起初軍政府成立“民團督辦處”，先委任劉永福為民團總局局長，以圖統一各民軍。但劉永福年事已高，無法威懾民軍。軍政府因此讓黃世仲代替劉永福為民團總局局長，黃世仲不懂軍事，同樣駕馭不了民軍。

飛鴻在劉永福的民團總局局長一職被解除後，自動解除了廣東民團總教練一職。但後來對民軍迫餉鬧事，卻時有耳聞。胡漢民對民軍不是因勢利導，而是採取殺雞嚇猴的辦法，革去“蘭”字營鎮統陸蘭清之職，並槍決了“石”字營統領石錦泉，引起軍心浮動。

接替劉永福任職的黃世仲更慘。陳炯明代理都督時，自任“廣東軍團協會”會長，以裁軍為名，剪除異己，扶植個人勢力。辦報出身的老同盟會員、著有《洪秀全演義》等長篇小說的黃世仲，在廣東威望頗高，當時還是民團總局的局長，公開反對陳炯明“裁減他人部隊，擴充自己實力”的裁兵計劃。1912年4月9日，陳炯明悍然派人將他逮捕，不經審訊，先行槍決，再釋出告，說他“串通民軍統領，冒領軍餉，私圖分肥”云云。

黃世仲提出“裁弱留強”的方針，本來是正確的，但陳炯明卻妄加罪名，槍決黃世仲。接著陳炯明又以“綏靖”為名，大肆遣散民軍。

劉永福辭職回家，飛鴻也重新幹起了他的老本行——行醫售藥。他不想過問江湖之事，然而卻時常會發生“身不由己”的事。

1912年的一天，一位“三欄行”的熟人找上門來，開口就要飛鴻“伸張正義”。飛鴻讓他坐下，給他倒了杯茶，讓他慢慢說。

這位熟人講了他的同事馮如燦遭歹徒勒索被毆打受傷一事。

原來，魚欄夥計馮如燦（人稱“賣魚燦”）在魚欄賣魚時，碰上幾個蠻不講理的惡徒，他們想強要他的魚，又不願付分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賣魚燦”心想，你們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明搶嗎？身強力壯且學過幾天功夫的馮如燦不願被他們白拿，就軟中帶硬地說：“不是我不想給，而是我沒法交賬。你們高抬貴手，大家都好過，不然的話……”

“不然怎麼樣？他媽的，不給你點厲害你不知道馬王爺幾隻眼！”為首的那個歹徒說著就要掀馮如燦的魚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