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寄奴曾住”，其中的“寄奴”是南朝宋國開國皇帝劉裕的rǔ名，而“宋主”則可以說是對他的尊稱。但是就因為“寄奴”這兩個字犯了韃子們“胡、戎、夷、虜”的四字真言忌諱。被改作“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

其他的如張孝祥、陳亮等等的諸多名家大作，都沒有逃脫百編篡的命運，無一不是被“編”得面目全非，“纂”到魂飛魄散。

這樣的編篡工作，真可謂是細微之至，就連明末的大反派張獻忠都不放過。如滿清韃子宣稱。張獻忠立有碑文。上書：“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但後世的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張獻忠碑文上，刻的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哪來的連續七個殺字，不過是韃子們為了愚民統治。根據自己的需求而編篡出來的罷了。

根據不完全統計，在編篡《四庫全書》期間。發生了四十多起文字獄冤案，佔到了差不多乾隆一朝文字獄的半數。韃子正是用這種一手抓文化**，一手抓思想愚民，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政策，壓迫了華夏大地兩百多年，讓幾千年的華夏文明險些毀滅。

《四庫全書》的編篡過程，就是中華文明的一部血淚史，一部蒙難記，一部馴養順民的悲慘史，一場文化的浩劫，是滿清韃子殘害華夏文明的鐵證。整個編篡過程中，查繳**多達三千多種，數量十五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