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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官兵中有許多愛踢足球的，其中孫良誠踢得最好。他們組織了足球隊，常常和南京的學校比賽。一次和一座學堂賽球，踢完了，兩方同到西餐館去吃飯，藉以聯歡。我們的球員都是北方大漢，像水牛一般結實的老粗。他們坐下來，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煩，於是大吃麵包，來一盤，吃完，又要一盤，再吃，一氣吃了無數盤，牛油、果子醬也都吃得乾乾淨淨。侍者看得著了急，對他說：“吃西餐不是這樣吃的呢，先生！”他們也不會用叉子、刀子，胡亂把東西弄到嘴裡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吃飯的事，中國和西洋不同。中國吃飯是以吃米吃麵為主，西洋卻是少吃飯，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飽了就完了。上層社會卻還要講究禮貌，講究體統。在浦口，和南京的社會接觸很多，我怕他們老是鬧笑話，不能與當時的環境融合，所以特編宴會須知、介紹須知、接談須知等，發給官兵們學習。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過江，那時趙登禹為我的馬弁。一次從南京回來，上了輪渡，趙登禹鞋帶散了，蹲下來繫帶子，剛剛彎下腰，身上掛的一把手槍就掉到江裡去了。趙登禹急得臉紅耳赤，不知怎麼好。我安慰他說，不要著急，慢慢地想辦法。就去和百姓打聽，說明了情形問有辦法沒有。江邊草棚裡有個百姓說，這丟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撈。所謂“水鬼”，就是一種熟習水性的人。當時找來一位，給了他錢，他跳下水去，一會兒工夫就把手槍撈上來了。北方哪兒見過這個，都驚喜得不得了。

這時陸紹文也在李督軍處為團長，帶著三營人。他自己在城裡一個僻靜地方租了三間房住著。我有時去看看他。一天去那裡遇見汪精衛，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或是奉孫總理之命，來與李督軍有所接洽，我並不知道底細，只知道他在寧頗為活動而已。時譚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來送給我一副對聯。

有一天接到李督軍那邊送來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寫著第十六混成旅馮旅長等字樣，可是拆開一看，卻是一件給陸軍部的諮文。我拿著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費躊躇，若是拿去見李將軍，那他們辦事的人怎麼受得了？若是不問，那這到底是通知我什麼事，我就無法知道。想了想，究竟應當以公事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軍。談了幾句，我就說：

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5）

“這裡有一件公事，我來打聽打聽。”

他接過去一看，臉都氣紅了。半晌才說：“你看我們倒黴不倒黴？這辦公事的人太豈有此理了。真是對不起馮旅長。”立刻把公事拿去查問。

我覺得這雖偶然的錯失，但實在不可原諒的。我想，我們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縫，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飯，知道找廚子，而不找裁縫，或修腳的。惟有公家的事，卻不管這些。大家都要用鄉親，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兒樂的專家們。能不能辦事，能不能勝職，都不去管。再則，我們用把刀，也會常常看看它鏽了沒有；用個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國家用人的事，卻聽其自然，不檢視，不訓練，大家鬼混著糊過去。要不然，國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麼都弄得一塌糊塗呢？

李督軍有一位秘書兼顧問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據說很有名望，是李督軍的大謀士，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許多次他約我去談話，公開地躺在煙燈旁邊，泰然自若，那種腐敗頹廢的樣子，叫人沒法看得慣。他約我談話的時間，老在夜間十點鐘以後，一談就談到夜半十二點，看情形，他每晚非到兩三點鐘不睡。我不懂為什麼那樣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學問。這人李督軍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決策。

李督軍有一次請了營長以上的部屬會議。名叫會議，實際是找去訓話罷了。我也被約參加。我看見屋子的每個角落上都站著手槍兵，警衛森嚴，劍拔弩張，好像佈置了陣地要和誰開火似的，看著極不順眼。我想，這倒是防誰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麼人謀害你呢？又有一次請客吃飯，也是這樣的佈置，真叫客人看著難過。這種派頭太欠研究，一點親愛精誠的精神也沒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難？這完全是官僚軍閥派頭，從滿清家學來的。

李純那時四十多歲，濃眉大眼，鼻頭端正，相貌很雄武，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