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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人富貴嫌人窮——這是粵語對人性的一個基本判斷，也是結成想象共同體所必需的一個生物學基礎，它的社會學表述就是“虛榮”，後者對社會的建設性遠高於破壞性，誠如傑羅姆所言：“正是我們自身的錯誤和失敗，而不是我們的優點和長處，才使我們和他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我們的美德各不相同，而愚蠢卻大致一樣……但在愛慕虛榮之類的缺點方面，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虛榮心就是這樣一種自然天性，它使得整個世界親如一家。”

洋　相

我發現，中國人和日本人有一種共同的國民娛樂，即觀看男女老外們表演當眾出醜。每當有老外在電視節目裡（　電視臺十分樂意邀請老外參與這類節目　）表現出對以上兩國風俗文化在觀念上的無知，在行為上的笨拙時，本土觀眾就會寬宏大量地樂不可支起來。

當然這並不表示中日兩國國民在歐洲就從不出醜。談論國人在國外之種種“洋相”，同樣也是一部分中國人的娛樂活動之一。從李鴻章到留學生，從官員到商人，從晚清譴責小說到今之社會新聞，作為集體觀看“老外出醜”的補充，走出去，請進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娛樂活動年中無休。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強化族群自我認同的“想象的共同體”（　imagined　munity　）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這種全球化程序中的創傷性體驗，一部分是因為文明（　或風俗　）的衝突，例如刀叉和筷子、歌劇院和卡拉OK；另一部分則純屬個人習慣，例如隨地吐痰，公眾場合旁若無人，大聲喧譁，等等。前者不可避，後者或可追，但兩者絕不可混為一談，即把個人習慣及“人格”視同為“民族形象”或“國格”。除非是因公（　例如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一個人不管到哪裡都只代表他個人，每個人必須對他自己的行為負責。人品問題，不能被濫診為型別化的憂鬱症；胃口不好，不要假裝是素食主義者。隨地吐痰、大聲喧譁之類，國內國外都算非禮，雖說是家醜不可外傳，卻終無一出國門就罪加一等之理，又不是關稅。

錢穆先生在《　晚學盲言　》中多處論及“少數與多數”以及“群與孤”的關係。源自希臘、羅馬的西方商業文明滋生了基於“孤”的人生，中國的農耕文化則導致了以“群”為主的生活，然而，“人生有群與孤之兩面，不能偏無，亦不能無偏向。為求平衡，於是尚群居者轉重孤，尚孤往者轉重群”，故“中國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從孤中求有群”。以魯濱遜和伯夷為例，采薇首陽與漂流荒島，“實無甚大之不同。唯魯濱遜乃遇不得已……在伯夷則豈不可已而不已”。

西風東漸，錢先生質疑道：“今我國人，幾乎群認中國前代人生已死去，唯當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為吾儕之新人生，斯誠不知其立論根據之何在？”雖不知其立論根據何在，但是逆向操作似乎已是大勢所趨。吾儕之新人生，那是將個人的“孤事”或“孤立事件”想方設法或者不假思索地擴大化，推而廣之以“求有群”。近年來多起“有話說”的事件，莫不如是。捱了個別的罵，原因歸結為“整個民族的人格文化還沒有重新建立”，個人在國外遭受個別的不公正待遇，擴充套件至“民族恥辱”，一場球賽之輸贏，提升為國家之勝負，個人名譽受損，則把原本應屬於個人的傷心放大成“傷了全國電視觀眾的心”。

此種選擇性極強的“集體主義”，實乃極端個人主義的一種變態形式，或曰由“無我之境”轉入“有我之境”過程中的極度不適應。把屬於個人的孤立事件無限放大推給集體，利用集體反集體，挑動群眾鬥群眾——　一個人一旦成功將自己置身於這種“同而不和”之境，不僅自己做成小人，而且還會因“隨便起鬨”而把集體變成集市，把團隊變成團伙。

既有精神勝利法，就不無精神失敗法。欲令種種“家醜”“片板不許下海”，首先得做好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工作，思想一時不通者，強制性集體惡補之外，尚有以下三法可供應急：

一、人在異國，欲行不得不非禮之事，可事先把自己偽裝成日本人。我認識一個既自愛又愛國的女小朋友，遊巴黎突遇內急，情急中便在塞納河邊蹲下，心中默唸，如被法國人偷窺，立即就給對方來一個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道一聲：“靠你雞挖！”

二、儘量到落後的國家旅行。此法非但能避免自己被他人視為“非禮”，而且還可能因視別人為“非禮”而獲得某種道德優越感。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了這樣一條規律：即所謂幸福，本質上乃由差異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