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現在國營的電視臺裡面（其實無所謂國營，現在沒有私營），紀錄片（水準上不好說）的數量確實是一個大頭，以後的發展也是主要看紀錄片的機構（電視臺、音像公司），真正的紀錄片發展正常和健康的話，應該是這樣的。

汪：自己做太難了……

吳：自己做，一個是太難了，一個是開頭時你做一個我做一個，絕大部分你看看，就是處女作也是最終作，第一部也是最後一部，就是滿足了那種熱情或虛榮或者是一種想在所謂〃獨立〃裡佔一個位置。

汪：那你不是堅持下來了嗎？

吳：到現在我也只是做了三個，下面第四個第五個我自己根本不敢拍胸脯。現在做到這一步了，首先從你不想滿足於現在拍的這些東西，你一定要在各方面有一些拓寬，從題材、拍攝方式都要有些拓寬的話，那你肯定要在拍攝和製作方式上要有變化。現在這種方式是小作坊裡的，家用機上編輯製作，自己都沒有信心再做下去。所以能夠作為推助中國紀錄片的，大家能夠都一起做了，剩下的就看大家透過其他方式，還要看中國文化環境，當然包括政策環境，能不能給你一種寬鬆，據說明年電影法要出來，電影法出來對個人這種的限制，沒有廠標製作已有明文。所以如果能夠在中國的紀錄片真的有一個非常自然和健康的狀態的話，應該攝影機象一個作家的筆一樣的，自由地操縱在手裡面。條件不夠是可以的，但心態應該是自由的。拍的話實際上用〃超8〃都可以，拍的目的僅僅是拍，而不是為了拍出來以後該怎麼辦。應該想拍什麼就拍什麼，而不去考慮拍了以後怎麼樣，如果以後有什麼樣了，是它以後的結果帶來的，而不是開始你為了這個目的而做的。這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然後拍攝又變成一個敏感的形狀，居然變成部裡的一個紅標頭檔案……

汪：你做片子遇到過什麼麻煩沒有？

吳：技術方面沒有。鄭浩拍過兩個，盧望平拍過一個。中國確實是紀錄片的一個大土壤。這個時代屬於各種問題和各種你沒有想過的事情層出不窮的時代。一個時代轉折的關頭，從一箇舊的社會脫型到一個新的社會，在這裡面它伴生著很多現象，從一個人來說，少年到青年是一個轉換期。這個轉換期，社會孕生著非常多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紀錄片，它能夠被記載下來，應該是比故事片更有價值的。一般意義上，故事片是享受，黑暗的空間裡可以關著，提供一個和現實沒有關係的空間，你跟著人物的喜怒哀樂跟著悲劇或者喜劇，忘掉你進入電影黑暗以前的事情，家裡的不快樂，單位裡雞毛蒜皮的種種事情，電影使你擺脫現實。紀錄片使你進了這個空間後再次面對現實，而這次的再次面對等你出來時心情大為不同。所以，紀錄片幾乎很少是中性的、軟調子的，它都是殘酷的，簡單地說是直面的東西。紀錄片應該是在一個社會新聞比較發達的國家，它不再滿足於新聞的表面與快速，希望瞭解更廣闊更深的東西，那麼在中國，新聞是一個孱弱的、支離破碎的東西，訊息還要反著聽呢。我們現在看到的〃焦點訪談〃、〃北京特快〃，耳目一新，這在西方傳媒裡那是家常便飯，沒有這個你根本無法辦電視。所以紀錄片是在大量的資訊基礎上，不再滿足於此，要看到更多的事實，看到它的背景，看到對這個事情的一些思考。因為新聞沒有思考，全是資訊，大量的資訊。美國的一個紀錄片叫《兄弟殺手》，兩兄弟，弟弟告哥哥，打官司，引發了貧困線以下的人在人性上互相殘殺，片子裡強調很多東西，貧困造成人犯罪、墮落，但貧困同時也儲存人的美德，都是互生的、共存的，裡面還拍了周圍人及周圍人際的關係，大家怎麼看，怎麼介入這個事情。像懷斯曼拍動物園，最最習以為常的一個動物園，從孩子時就開始去動物園，但他拍出了後工業社會的現狀，拍動物拍出了現狀，有些紀錄片是拍到一種我們無法進入的境地，像法國一個導演拍的《聾啞世界》，拍的全是聾啞人，他們的世界跟我們所謂有聲音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表達自己的看法，他們的思路與方式完全不一樣，不一樣在什麼地方？他在片子裡拍出來了。紀錄片透過關注現狀成為一種橋，從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從一個人走向另一個人，從一個民族走向另一個民族，在這種紀錄作品裡我們可以彼此達到一種瞭解。比如說我現在拍一個同性戀紀錄片，一個真正好的紀錄片，中國的同性戀，國外也有很多，那麼我們可以改變一些中國人對同性戀的看法，至少不會再輕率地說，這是什麼，這是變態的，我不喜歡。所謂變態，不喜歡，主要是對他們缺乏瞭解，才說出這種輕率的話，我們的不瞭解，是因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