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難得的是，在取經過程中，他很好地配合了唐僧的工作，完成了自己的職能。對唐僧的有些不是很合理的做法，他沒有采取違反程式的做法，而是儘量與唐僧協調好關係。只有在唐僧非要趕他走的情況下，才去找觀音菩薩“評理”，評理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分個對錯，爭個勝負，而是為了重新回到體系內。

正是因為孫悟空在內心先擺正了自己在體系內的位置，並且透過他的行為向眾神表明了這一點，所以，他後來的行為越來越被體系所認可和接受，他也得到了來自體系內的更多有效幫助。從一個“妖仙”，成長為具有“大職正果”的佛。孫悟空在事業上的轉正，經過了十四年的相對漫長的考察期，最後，有關部門對他的評語是優秀。悟空在為人處世與工作作風上的改變，使得取經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圓滿完成。他的轉變也向我們表明了鬥戰勝佛之所以成功，齊天大聖之所以失敗的緣由。

當然，取經保唐僧的過程中，悟空不僅建立了功德，他的心本身也得到了修煉，對佛經的理解有了質的變化。在第九十三回，取經隊伍快到布金禪寺的時候，唐僧曾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唐僧是修道多年的高僧，他親口說悟空解得《心經》，自然是有依據的。到第一百回，唐僧、悟空被封為佛，也包括了對他們修心成就的肯定。

吳承恩對大鬧天宮的態度

孫悟空的轉變雖然完成了，很多人卻為他的轉變而嘆息，認為這是以他的個性受壓抑為代價的。或許我們不能這麼看，畢竟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在社會中，個體是不能為所欲為的。正像盧梭說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在弗洛伊德看來，個人自由並不是文明的產物，恰恰相反，文明的作用是要限制個人。我們是在社會中生長、培養的，想完全超脫於社會是不可能的。甚至我們想什麼、如何想，都逃脫不了社會的影響。比如說，孫悟空關於做大王、拜師父、做大聖、認為做弼馬溫對他是一種侮辱等等，這些都是從社會生活中學會和產生的觀念。

我們在這裡簡單地探討一下，《西遊記》作者吳承恩對孫悟空大鬧天宮行為的態度。

首先，吳承恩並沒有很反對大鬧天宮，正因為如此，當讀起這一段故事的時候，我們的同情主要還是在孫悟空一邊。

另一方面，吳承恩對大鬧天宮的行為也並不是完全肯定，而是以曲筆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劉伯欽在向唐僧介紹五行山的時候，說了如下一段話：

太保道：“這山舊名五行山，因我大唐王徵西定國，改名兩界山。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下壓著一個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飲食，自有土神監押，教他飢餐鐵丸，渴飲銅汁。自昔到今，凍餓不死。’”（第十四回）

這裡的故老相傳，“王莽篡漢之時，天降此山”，真是大有意味。這話雖然是太保說的，但是誰讓太保這麼說的呢？只有吳承恩才能安排他這麼說。這話本來是完全可以不說的，因為它在整個《西遊記》的情節中毫無必要（不過在表達作者的想法方面卻有些用處）。在這段話中，不提王莽的名字完全不影響故事情節。顯然，這話是作者有意識地加上去的，是在把孫悟空的大鬧天宮與王莽之試圖篡漢相類比。

這個隱晦的說法傳達出來的意思非常清楚，即吳承恩並沒有歌頌孫悟空大鬧天宮。從時間上，大鬧天宮的時間和王莽篡漢同期，可以說有照應的意思，上界不安，人間自然不寧。不管怎麼說，大鬧天宮既然與王莽篡漢相提並論，自然不會是什麼很光彩的事情。

在孫悟空大鬧天宮，於靈霄殿前與王靈官鬥在一起時，作者用如下的詩句描寫兩人的爭鬥：

赤膽忠良名譽大，欺天誑上聲名壞。一低一好幸相持，豪傑英雄同賭賽。鐵棒兇，金鞭快，正直無私怎忍耐？這個是太乙雷聲應化尊，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金鞭鐵棒兩家能，都是神宮仙器械。今日在靈霄寶殿弄威風，各展雄才真可愛。一個欺心要奪鬥牛宮，一個竭力匡扶玄聖界。苦爭不讓顯神通，鞭棒往來無勝敗。（第七回）

這“赤膽忠良名譽大”說的自然是王靈官，“欺天誑上聲名壞”指的就是孫悟空了。另外，此時孫悟空並不是妖怪，而是天界正式冊封的“齊天大聖”，作者卻說“那個是齊天大聖猿猴怪”，看來是不是妖怪，不在於他的官方身份，而在於他的行為和心理。

我們再看孫悟空後來對自己當年大鬧天宮的行為是怎麼看的。一開始，悟空對於被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