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好，他沒有揍我。後來我把懷疑的原因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羅世文的氣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訴：他關在重慶時，鄧文儀（他在蘇聯的同學）帶了很多東西去看他，跟他談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羅很生氣地嚴厲痛斥了鄧。說到為什麼有人給他送東西一事時，羅說他也不知道是誰送的，不過羅說有可能他被捕以後，是周恩來同志向蔣介石提出了抗議，問蔣介石要人，這樣可能他羅在監獄的處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羅還說到了為什麼看守們喊他是“張先生”時，羅說這是他關在重慶時的化名。

監獄的鬥爭是尖銳的，是真共產黨員假共產黨，好像溶鐵爐中烈火一樣，很快就把假的化為灰燼，真的顯出耀目的光輝來。牢裡的殘酷鬥爭，使我後來斷定羅世文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忠於共產黨的。在鬥爭中，我們彼此認識到，事實證明我們是為共產黨而獻身的。羅世文給我講黨史、講長征，也講到他在四川被張國燾關起來的事。講西安事變時，說張學良不和周恩來商量就決定跟蔣介石飛南京，張學良到了飛機場，周恩來才知道，但已經來不及挽救了。我聽到這裡，一塊塊堵著我心上的石頭，像是突的蹦了出來。講抗戰時，國內外的青年，紛紛奔向延安的動人情況，說的有聲有色。在監獄裡，是羅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來了，我覺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體，不知從那裡又來了勁。於是，我也把自己的情況、監獄的情況，不厭其煩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彙報。在我向他彙報的中間，大概他是用現身說法鼓勵我，他給我談他的家世，他是大鹽商家出身，他的母親為什麼鼓勵她的獨生子參加革命等等。在羅和車來監獄之前，這個監獄裡沒有黨的組織，是他發起建立了臨時支部，他是支書，車耀先和我是支委。為了能堅持長期鬥爭，必須要爭取發動難友們聯合和團結起來。羅向我分析，在這個監獄裡，釋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於是決定要和外面的黨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在外面的黨組織領導下，實行裡應外合，集體越獄（暴動）。羅特別指示我做這個工作。

1944年左右，監獄頭子周養浩，聲稱要叫一些“修養人”當工作修養人。去不去呢？許曉軒的意見是“不”。經過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如：在兩三百個“修養人”中，共產黨員只有十幾個，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過30人，是少數。這樣，敵人很容易把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完全孤立起來。支書羅世文遵照毛澤東同志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的方針精神，決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下，如果監獄看守叫我們當工作修養人，我們就當，這樣對我們的獄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後來羅世文自己就去當了監獄的圖書管理員，他透過自己的認真工作，給監獄裡的同志們提供了很多進步書籍看。

重慶談判後，中共代表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釋放共產黨員羅世文和車耀先等。我們知道這事後，羅世文對我說：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慶等我，我們再一同到陝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黨報告你的情況，黨一定來找你的，你放心吧。這時的我，已經坐了19年牢了，我激動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堅定忠誠於黨的決心。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真的從監獄裡逃了出來，而羅世文與車耀先同志卻在我越獄之前就已經被敵人殺害了……

韓子棟於1947年8月18日從白公館逃出，這一天正好是羅世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車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這一天，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敵人殘害於重慶松林坡的“戴公祠”。

龔浩然，另一位與羅世文一直坐過同一監獄的人。他這樣回憶與羅世文的一段特殊經過：

1943年5月份，我被關在貴州息烽陽朗壩監獄。去後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歲，（我當時有19歲）。他對我很關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後，我聽同我關在一間牢室的姜士豪說：“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羅世文，他是中共黨員，是地下黨四川省委書記，因成都地區鬧搶米風潮而被反動派迫害逮捕來的。”姜士豪又說：“羅世文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回國，他俄文很好”等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羅世文也瞭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監獄的，他當時說我是“時代的犧牲者”。他曾很關心地叫我讀一些蘇聯小說。他平時見到反動派管牢的人，就罵。有時反動派強迫我們做苦工，打石頭，抬石頭抬木料，羅世文就說這是反動派想以罰苦役來摧殘我們的身體，而我們要認為這正好是鬆鬆我們筋骨的好機會，大家要為今後“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產黨解放我們大家的暗語）作準備。他當時就是“橫眉冷對反動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關心，常常詢問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