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義隆打算改革稅制，如今國庫充盈，劉義隆心裡也有了底氣。 如今宋國國庫收入中，百姓賦稅佔比並不大，主要還是商業稅收比重最大，但是商人要交的稅卻遠遠低於種田的百姓。 雖然宋軍士卒家裡不用交稅，但是畢竟士卒只佔一少部分。 尤其南方，沒有戰亂，人口增加十分迅速，劉義隆也鼓勵增加人口，還有涼州、秦州等地，由於異族通婚，使得人口也增加了很多。 而且當初投靠宋國的匈奴、鮮卑、氐族、羌族已經開始慢慢的融入漢人當中，還有一些人甚至透過科舉進入了官場。 他們除了相貌之外，已經和漢人無異，除了少數還保留一些本民族特色的人外，後來出生的人已經連原本民族的語言都不會了。 這只是開始，隨著時間越來越久，這些異族的後代可能連相貌都會慢慢的改變。 劉義隆在御書房思考如何改革賦稅。 賦稅在夏、商、周時，賦稅主要以“田賦”為主，這是一種以田地產出為基礎的賦稅制度，國家透過分配土地和對農田產出的徵稅來獲得收入，同時，也有一些額外的賦稅，如勞役和物產稅。 始皇帝統一六國後，秦朝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推行均田制和統一貨幣制度，賦稅制度也得到了改革，賦稅主要以“畝產租庸”制度為基礎，國家將土地劃分為畝產單位，徵稅以土地產出和戶口數量為基礎，庸賦則涉及勞役和軍役。這個時期的賦稅制度對農民來說相對嚴格，導致了一些農民起義和反叛。 兩漢賦稅制的主要內容是“租”和“賦”兩項，租是土地徵收的稅額，交納糧食，從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漢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稅一，賦以丁計，包括算賦、口賦，算賦是對成年人徵收的人頭稅，口賦是專對兒童徵收的人頭稅，賦交錢幣（在歷史上，租、賦、稅的概念又往往相互混用）。 租庸調製開始實行於隋朝，唐朝進一步加以完善，交穀物叫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納定量的穀物）；調是人頭稅（交納定量的絹或布）；庸是納絹代役（指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納絹或布代役，無年齡限制，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 中唐則是兩稅法，分夏秋兩季交稅，由按丁徵稅變為按田畝和資產徵稅，改變了稅收方式， 由人丁稅向以土地財產為主要依據收稅，使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鬆弛。 它適應了當時人口轉移、商品貨幣經濟有所發展的新情況。 北宋則實行募役法和方田均稅法。王安石變法中：募役法（由政府僱人服役），方田均稅法（清查隱瞞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壞平均賦稅，使官僚地主無法逃避賦稅) ，後因大官僚大地主反對被廢除。 明朝後期——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田賦、徭役、雜稅合併為一條，一律折銀交納，把從前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簡化了徵收名目和手續，有利於防止豪強官吏隱田逃稅，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 折銀製度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對貨幣地租的產生和部分農產品的商品化有積極推動的作用。 清康熙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永不加賦使丁銀額固定下來，這是賦稅發展的一大進步。 雍正初年實行攤丁入畝，開始了單一的土地標準徵稅，正式廢除了人丁稅，丁隨地起，即把丁銀全部攤入地畝中徵收，所攤數額，一般是納一兩銀子的田賦，攤入一二錢丁銀，攤丁入畝的實行有助於封建國家稅收的穩定，標誌著延續了數千年的人頭稅的廢除。 它簡化了稅收原則和手續，把土地多少作為收稅的唯一標準，改變了賦役不均的嚴重情況，從而調整了封建國家、地主和自耕農三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 如今宋國的賦稅和漢代差不多，隨著宋國商業逐步發展，如今的賦稅制度已經有些難以滿足繼續發展的需求。 劉義隆如今不能一下將賦稅改革到位，因為有前車之鑑，那個篡漢的王莽，他就是因為改革過於迅速結果最終失敗。 劉義隆則打算減少賦稅的專案，簡化稅收政策。 劉義隆叫來徐麟、王曇首、王華，將改革賦稅的想法說給他們聽，結果王曇首道：“陛下，恐怕阻力會很大，朝中大臣家中多有經商，增加商稅恐怕很難。” 王華也道：“陛下，百姓如今賦稅已經很低了，再減免，恐怕那些大臣、世家不會同意的。” 徐麟也沒有說話，畢竟王曇首和王華是琅琊王家之人，而他是平民出身，立場有所不同。 劉義隆也看出徐麟的想法，於是道：“徐卿，你說說吧。” “陛下，臣以為賦稅必須改革，如今百姓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家中餘糧滿倉，所以賦稅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還要進一步鼓勵經商，使百姓生活更加富足。” “徐令君，此舉恐怕會導致國內大亂。” 王曇首和王華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