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下午四點，南劍一中教研室。

當楊子建和汪灩去門房取樣報時，門衛秦師傅就將情況通報給校長辦了，然後，教研室、語文組的十幾位老師就都知道了，本校高一學生中，出現了一位“小詩人”。

醞釀了一天，劉主任聯絡教研室、語文組的幾位負責老師，臨時召開一個會議。

在會議上，林老師拿出楊子建兩週前寫的一篇測試作文，所有人閱讀後不禁搖頭，這作文只能算良好，遣詞造句雖然通順，但語言幼稚，結構鬆散，表現手法單一，立意不深，毫無創新，是再正常不過的中學生作文。

對於《霜月的記憶》，所有老師掀起了質疑的聲音，定性為“抄襲”。

這些老師為什麼這般嚴厲？

首先，九十年代初，文人對“立言”要求非常高，文化市場信用也還沒被“舉國山寨”給摧毀，一個小作家不會憑白無故地冒出來，他有一個筆力和閱歷積累的過程，並且還會持續創作下去。作家猶如工廠，會有一個從稚嫩到成熟的“產品”生產期。

其次，國內中學生被認為是未成年人，沒有自主能力，老師不僅傳道授業，還要充當監護人，而楊子建是他們的學生，如果出現大丑聞，不僅責任在他們，還會影響學校的聲譽。

換句話說，學生抄襲，社會譴責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學校、家長和報刊責編。

因此，報刊錄用學生稿件，才會要求有老師推薦，或者要家長擔保——而且家長還得是有聲望的社會名流，如南劍三中那位著名的天才小作家馬秋遠，也得經過責任老師的“指導”、“點評”後，才能在國家級少年刊物發表。至於《花雨季》和《三重》兩位中學生作家其實靠“拼爹”，他們的父親一是文學教授一是文化幹部，而且他們成名太突然，至今仍有人置疑“代筆”。

楊子建畢業於南塘鎮初中，出身農民，一中老師們對他一點都不瞭解，他是什麼性格，有什麼創作經歷，這讓他們更沒有把握，而且楊子建沒有透過老師，就擅自向報社投稿，這本身就違反常規。

會議最後決定，調查清楚，不管是不是抄襲，都要壓下此事，對該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禁止這類事再發生。

會後，筆名“洪峰”的一中老師作者立即給言叢打電話，通報了會議內容。

言叢聽說楊子建是一名高一學生，也大吃一驚，開始懷疑詩歌是抄襲的，雖然古代少年天才詩人比比皆是，如王勃、王維、白居易等等，但他不相信自己有運氣看到一位。

不過，當他再看一下這組詩歌，又覺得說它是高中生寫的也講得過去，因為這五首仿古詩歌，真的非常一般，不過是把古代的意境換下現代的新詞，只是古詩意境有些唬人罷了。

他有些好奇，決定下週抽空去一趟南劍一中，親自了解一下楊子建本人再做決定。

楊子建回到學校時，雨仍然沒下，但颶風把地面的悶熱給吹散了。

一個人在食堂吃完飯，回宿舍，洗完澡，躺在床上休息，一時舒爽得捨不得起來。

宿舍空得只有對面上下鋪的謝小欽和林逸躺著，林逸在看古龍的小說，而謝小欽則用耳塞錄音機聽小虎隊的音樂。其他人要麼去教室晚自習，要麼上街去看錄相了。

謝小欽拿下耳塞，憐惜道：“你妹妹真可愛，以後有空帶來學校玩吧。我一直希望有這樣的妹妹，可惜我是幼子，上面只有三個哥哥姐姐。爸媽倒是想再生，但國策不允許了。”

林逸也點頭道：“我也是最小的一個，北方人叫老么。”

然後他放下書道，“我決定了，參加橡樹文學社。子建，我試著按你教的新古典主義進行創作，但很彆扭，寫的東西連我都似懂非懂——難道所謂的詩歌，就是連自己都要看不懂的才成功嗎，難道寫作就是為了發表而拼湊嗎？我想來想去，認為寫武俠小說最適合。”

楊子建暗道：如果進入網路時代，你說不定能成為大神，但現在……楊子建鄭重道：“省省吧，小說需要深厚的社會閱歷，金庸三十多歲才開始寫書，古龍倒是二十多歲就出道了，但他是從代筆開始的。而且，就算你寫得好，到哪裡發表？”

林逸眼睛一亮，叫道：“你也看古龍金庸？”

楊子建道：“我初中常去河邊垃圾堆撿銅錢、廢鐵去賣，靠這些錢，把鎮租書店裡的古龍金庸全看了一遍。鎮文化站的書我也借了一遍，還從舊書店買書籍。徐志摩、席慕容，他們的詩歌我大多會背。《紅樓夢》我起碼看了五遍，裡面的詩詞我基本背全。詩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