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孔子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主要精神財富，而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原來都是獨立發展出來的，最初並沒有互相影響。“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甦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髮生的事情。”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使歐洲文明重新發出新的光輝，而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在印度佛教文化衝擊之後，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國文化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在踏入新千年之際，世界思想界就已出現了對於“新的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以響應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局面。二是在新的世紀，我們的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之際，費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建設“和諧社會”也必有個對自身“文化”上的自覺。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在《人文價值再思考》中說：

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迴歸”的意思，不是要“復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這就是說，在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歷史時期，我們必須有“文化自覺”，要確立“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我們的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既不是“復古”，也不是“全盤西化”，而是要使我們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葉茂，必須堅持文化自主性，並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來滋養我們自身。

在這種情況下，來研究我們民族文化的歷史和它發展的前景，就必須適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文化發展的新形勢；就必須適應我們國家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而必須有一個文化自覺的要求。那麼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全人類社會到底遇到了什麼問題，我們需要努力解決什麼問題，才能促使“新的軸心時代”和我們的“和諧社會”早日到來呢？

儒學的現代意義（2）

怎樣對待儒學

進入21世紀，可以說在我們國家出現了“國學熱”的情況。對這種情況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和解釋。所謂“國學”最早見於《周禮？春官？樂師》：“掌管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意思是說：樂師的職責是管理國學的事務，這個國學事務是教國子的音樂舞蹈的。但是現在我們說的“國學”是對“西學”而言。這是由於，我們面對“西學”的輸入，如何保護和發展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發展面對著雙重任務，一是要保護自身文化，維護我們自身文化發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對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這就形成了百多年來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爭。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會通“中西古今”之學，以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共存共榮。對“國學”，特別是“儒學”，現在學術文化界有種種的看法，我簡單作點介紹：

（1）有的學者提出“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他們認為“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應對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戰”，“復興儒教是復興中華文化重建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因此，主張把儒教立為國教，在我們國家實現所謂的自古以來的“政教合一”。

（2）對這種觀點有來自兩個方面的批評：一是來自“自由主義派”，他們認為，“儒教救國論”是對當代*政治的反動，是對“平等”觀念的踐踏。把“儒教”立為“國教”會讓中國成為一個儒教的伊朗，“企圖將儒教意識形態化，為專制主義服務”。另一是來自*主義學者的批判，他們認為：“儒教救世的想象實質是道德作用的自我誇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學來追求王道政治，這樣只能重踏封建專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主義”。

（3）還有一些學者從維護和發揚儒家思想出發，對“儒學”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現代新儒家認為內聖之學可以開發出適合現代*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認為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