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自己的謝意的時候，總是補充說，使他深受感動的，與其說是給予他的榮譽，還不如說是在授予這種榮譽時有象亥爾姆霍茲、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爾德這樣一些受人尊敬的學者在通知書上籤了名。

值得注意的還有，他獲得設在都靈的義大利皇家學院的佈雷斯獎金（計有一萬二千法郎）後，就急忙從獎金中拿出一百英鎊給那波利的安頓·竇思匯去，以便購買植物研究所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國科學家使達爾文深感高興，他們在他一八七七年生日時，把裝訂得非常雅緻的有一百五十名德國著名博物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荷蘭博物學家也同樣把有十七位荷蘭著名科學家照片的像冊給他寄去祝賀他的生日。達爾文也非常想得到俄國科學家的照片。達爾文的朋友弗拉基米爾·科瓦列夫斯基請求哥哥亞歷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布特列羅夫和瓦格涅爾的像片一併給達爾文郵去。照他的話說，因為達爾文“老纏著我要我把俄國博物學家介紹給他，而且我也總是不能滿足他的要求”。

羅馬內斯在都柏林的英國科學院會議上發表了論達爾文的演說。達爾文對待各種讚揚的話的態度表明了他為人謙虛。他給羅馬內斯寫通道：“您確是把一大批華麗的讚詞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驚奇的是，您不怕聽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認的表示。很多人認為我在科學上的成就被估計得過高，我自己也是時常這樣認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從來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換取別人的讚揚，夠了，關於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經太多了”。

一八八○年，赫胥黎在皇家學院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物種起源一書已到成熟之年》（他認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歲）。達爾文字人沒有出席這次演講會，但他的孩子中有三個參加了，他們非常高興。達爾文給赫胥黎寫信說：“看來，正如其他許多次一樣，您在我這個蒼老的頭上堆滿了又高又厚的榮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從您在《泰晤士報》發表的那篇偉大評論以及在牛津所進行的激烈論戰以來，直到今天，您在論證和傳佈進化學說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達爾文雖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時積極地參加捍衛達爾文主義的鬥爭。而且單就他發表的演說來看，他還能夠給予“敵人”以相當有力的打擊。

領導著名探險的王維爾·湯姆孫，在《挑戰者號航行記》一書緒論中寫道：“深海區系動物的性狀並未提出任何根據來支援這樣的理論，這一理論把物種的進化歸因於只受自然選擇支配的極端變異”。使達爾文感到憤懣的是，對自然科學一竅不通的神學家和形而上學者們，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論簡單化，簡單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經常與這種古板習慣作鬥爭。而這種古板習慣這次卻來自這位大博物學家。查理·達爾文在他給《泰晤士報》的信（發表於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湯姆孫的話來證明，他從來都沒說過“極端”變異是進化論所必需的，也從來沒有把自然選擇說成是進化論的唯一因素。

接著他又寫道：“如果王維爾·湯姆孫先生參觀了畜牧業，那就會看到，所有的牛或羊絕對都是純種，即彼此都長得特別相似。他就要大聲說道：”先生，我在這裡沒有看見極端變異；我找不到任何證明，說明你們在繁殖你們的動物時奉行了選擇原則‘我是很瞭解飼養者的，我毫不懷疑，一個人在遭到這樣的指摘之後，只會是一笑了之，一句話也不會說的。要是往後他向其他飼養者講起這段往事的話，我就會特別擔心，他們可別對博物學家們發表一些雖然帶有感情但卻不太恭敬的議論來“。

達爾文在這封信中不用一句粗魯的話就把湯姆孫痛罵了一頓，彷彿他本人對湯姆孫就說了“帶有感情而又不太恭敬的話似的。”

在把自己的信寄給《泰晤士報》編輯部之前，達爾文先把信寄給了赫胥黎，讓赫胥黎決定怎樣處理這封信。他在附言中給赫胥黎寫道：“如果我的手稿十分平淡乏味，非常淺薄，非常惡毒或非常什麼的，那我就堅決懇求您把它一燒了之”。

赫胥黎把信寄了，但卻把達爾文致編輯部的書信草稿結尾的最後一句話勾掉。最後一句話是：“也許象飼養者那樣，我最聰明的辦法是保持緘默。因為，正如塞治威克教授在多年前向那位不斷辱罵地質學家可憐的老系主任約克斯基指出的那樣，對一無所知的事物大發議論的人是無法傷害的”。

如果你再讀一遍達爾文一生的最後幾年的書信，你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驚奇，在如此瘦弱的身軀中保持著朝氣蓬勃精神，清醒的頭腦和對博物學有著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