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每辦一件事，清官們都要嚴格遵守國家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制、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裡，母親、妻子、親戚也整日抱怨不已，雖然不敢明著指責，然而起碼不會給好臉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實是在****承受一種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國的清官們卻把這種煎熬當成了一種考驗，一種磨鍊，一種“超凡入聖”的必經之途，樂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為官場中的“異類”，成為人人討厭的糞坑裡的石頭，如果不能被“同化”，那麼，只能被“擠走”。

丁寶楨的政治傾向，應該是極端保守主義，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稱為極端激進主義。現在時間已然過去二百餘年，整個中國的人口增長了數倍，社會政治經濟的結構和規模都發生了許多變化，立國初期的許多規定其實已經無聲無息地廢止了，代之以在社會運轉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規則。而丁寶楨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則卻是對新規則一律持反對的態度，全部掃蕩，片瓦不留。在他們的身體裡，在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身體裡，總是洶湧著激進主義的熱血。他們總是認為，有那麼一種終極真理，可以解釋整個宇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如果你找到了這種真理，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就可以粉碎一箇舊世界，換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所以他們做起事來總是那麼唯我正確，總是那麼激烈絕對，總是那麼一步不退，總是那麼缺乏建設性空間。而他們的失敗，也總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寶楨，其實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以用來寫到書上，記入史冊，激勵人心，卻不可施用於實際，這其實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運。“清官”只是官場的遮羞布，是茅廁窗臺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身在官場中的丁寶楨，此時當然不會意識到問題的緣由，而仍是執著於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貨色！”丁寶楨想起李鴻章之前曾屢次提起的將榮登水師和北洋水師合併的建議，恨恨地說道。

在丁寶楨看來，這一次的榮登水師譁變，妥妥的是李鴻章為了吞併榮登水師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講情面了！”

丁寶楨起身取過紙筆，即刻便擬起給朝廷的奏摺來。

不一會兒，奏摺便擬寫完畢，丁寶楨看了幾眼，感覺甚是滿意。

在這份奏摺當中，對於榮登水師的譁變事由，丁寶楨巧妙的用了曲筆，他在折中並沒有提到水師是因趕繒船而譁變，而是直接點明是因為“鬧餉”，對於欠餉一事，他給出的解釋是為了保證“河工”（治理黃河決口）和“西征協餉”，預先挪用了部分軍餉，等到賦稅收上來之後，“再行補還”，此外他還在折中特意的提到，榮登水師的譁變“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這場譁變是有隱情的，並且表示要堅決究查到底。

在寫完了摺子之後，丁寶楨似乎覺得還有些不夠，他想了想，乾脆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質問李鴻章，為何要這麼做？並指出李鴻章這麼幹是不仁不義之舉，將李鴻章狠狠的罵了一通。

在寫完奏摺和給李鴻章的信之後，丁寶楨迫不及待的叫來了人，馬上將奏摺和信都發了出去。

而此時的丁寶楨還不會想到，他的這個摺子一上，會給他本人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賢良寺。

“老爺，李制臺發來電報了。”

林義哲點了點頭，從僕人手中接過電報開啟，看了起來。

自從北京和天津通了電報之後，林義哲和李鴻章之間的通訊變得方便起來，二人經常借電報互通訊息，並及時交換對於洋務大計和時局的看法。而朝中及地方的一些保守頑固派官僚們現在仍然不屑於使用這種“奇技淫巧”。

李鴻章的電報很短，告訴他“榮登事畢，不日將見邸抄”，接下來便是向林義哲詢問建造沿海炮艇的相關事宜。

儘管李鴻章說得很是簡略，並沒有詳述，但林義哲從這短短的字裡行間，已經知道了榮登水師譁變的結果。

李鴻章在電報中用了“事畢”一詞，並且說“不日將見邸抄”，就說明榮登水師譁變的事，丁寶楨並沒有能夠掩蓋住，已經給他捅到了朝廷那裡！

而李鴻章接下來和他商議沿海炮艇的建造問題，等於已經明白的告訴他，榮登水師將被納入北洋水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