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了對於盜版書攤的打擊力度，盜版書改為由“城市游擊隊”銷售。所謂“城市游擊隊”，是二、三人一幫，騎一輛“黃魚車”（即三輪貨車），盜版書裝在車上，小而靈活，一、兩人兜售，一人望風。一旦發現“危險訊號”，立即轉移。

我也曾遇上“單幫”，那小夥子獨自一人，把二十多本盜版書放在一個紙箱裡，裝在腳踏車的後架上。腳踏車停在公共汽車站，小夥子一邊向等候公共汽車的乘客們推銷黑書，一邊東張西望。他每一回只帶二、三十本書。在附近，往往另有盜版書小倉庫。在賣掉一部分盜版書之後，再從小倉庫裡取書。這樣，即便在銷售時被執法人員抓住，充其量只被沒收“黃魚車”、腳踏車上那一點書。後來，進一步用摩托車替代腳踏車、黃魚車，在出現異常情況時增加了逃跑的速度。

他們無固定攤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這樣的“城市游擊隊”通常在下午五時工商管理人員下班之後出動，曰“人約黃昏後”。也有的“城市游擊隊”膽子特別大，居然敢於“進軍”上海鬧市區，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售。

我在出差外地的時候，經常的“收穫”就是在路邊地攤上買到我的著作的各種各樣的盜版本。

我的《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封面變成了紅字黃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義出版。我買到一本《政曇風雲》（連書名都印錯，把“政壇”錯成“政曇”），署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並沒有寫過《政曇風雲》。一看，是把我的《胡喬木傳》跟《紅色的起點》兩書合在一起盜版。2007年12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出沒風波里》一書是小16開本，而盜版本卻是32開本。我的《毛澤東的秘書們》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盜版本卻改成“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我遭到盜版最多的是《江青傳》，盜版書多達十幾種。其中最荒唐的一種，是把封面右上角的“葉永烈自選集”改成了“*第一夫人”！

其實，街頭的地攤，只是小溪、小河而已，源頭在於“三渠道”。

在中國，就圖書的發行而言，在計劃經濟的年月，原本只有國營的新華書店網路，稱為“主渠道”；在改革開放之後出現個體書商，人稱“二渠道”。“二渠道”的出現，活躍了中國的圖書市場。然而，在“二渠道”書商之中，逐漸分化出所謂的“三渠道”。這“三渠道”是“黑道”，專做盜版書。“二渠道”是公開的，合法的，而“三渠道”則是非法的，處於地下狀態。“三渠道”已經成為中國出版界的“黑色腫瘤”。

不怕書商沒文化，就怕書商有文化。像那種把《政壇風雲》印成《政曇風雲》的書商，顯然沒有文化。但是，也有的盜版書商有文化，做出的盜版書像模像樣。就拿那本《毛澤東的秘書們》盜版本的封面，設計得不錯，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正版本的封面還好。不言而喻，在“三渠道”裡也有封面設計高手。

雖然國家新聞出版署對發行非法出版物的處罰有明文規定：“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實際上，被查獲的“城市游擊隊”，充其量只是腳踏車或者三輪車上那二十來本黑書，“處違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不過毛毛雨而已。“三渠道”的一個“盜版專業戶”，說過這麼一句“名言”：“盜版的利潤率不亞於販毒，而危險度卻不及販毒的百分之一！”這便是中國大陸盜版、盜名黑書禁而不止的原因所在。

我在1993年發現我的著作的第一個盜版本之後，就在常年法律顧問富敏榮律師的支援下，開展反盜版鬥爭。十六個年頭過去了，我的書房裡收藏的盜版本不斷增加，卻至今沒有抓住一個盜版書商！

另一道風景線——冒名偽書（1）

我的書房裡，除了一大排盜版書之外，另一大排則是冒名偽書。那些書印著“葉永烈著”，卻不是我寫的書。至今，我收藏的冒用我的名義出版的偽書，多達四十三種！此外，還有三種冒名書，我的朋友來電告知已經買到，我尚未買到。如果把這三種也算進去，則為四十六種。目錄如下：

（一）《江青秘傳》 冒用時代文藝出版社名義 1994年2月版

（二）《毛澤東與*》 冒用遠方出版社名義 2000年3月版

（三）《毛澤東與劉少奇》冒用遠方出版社名義 2000年3月版

（四）《毛澤東與周恩來》冒用遠方出版社名義 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