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行為更可能受邊緣系統的嚴重影響，這一系統是大腦皮質古老的進化部分，位於大腦的物理中心附近，假如在解剖上大腦的高階控制和低階控制有某種程度的分離，我們就可能發現偶爾有這樣的人，他們的理智慧力由於某種原因受到損害後，卻仍然能夠保持良好的本能性功能。

這種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爾斯研究智力遲鈍的病人時，發現這種人可以分為明顯的兩種，第一種是“文化智力遲鈍者”，其智力大大低於正常智力，但其行為還保留了許多人類獨有的待徵。他們能夠透過語言彼此交流或與護理人員交流，進行許多比較複雜的行動，如獨唱、合唱、聽錄音、看雜誌、完成簡單的任務、洗澡、整飾自己、抽菸、換衣服、開玩笑、指揮別人以及主動幫助別人，第二種是“非文化智力遲鈍者”，他們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進行上述行為，他們與他人的交流也很難說是真正的人際交流，因此，文化行為似乎是整個地植根於大腦之中，一經損害就會全部喪失。但是，“非文化智力遲鈍者”仍儲存著大量的更為“本能的”行為；其個體行為很複雜，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動物的行為，他們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聲音進行交流、檢查和使用東西、手淫、觀看別人、偷竊、佔領小塊地域、自衛、單獨或成群玩耍，他們時時企圖與別人進行身體接觸，透過有力、準確的姿勢表示懇求，從生物學意義來說，他們的反應實際上並無反常，只是因為命運是把這些病人排斥在大腦外皮層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現在，我將盡力回答人類自身的社會行為的遺傳變異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重要而微妙的問題，人類行為仍然建築在生理學基礎之上，和哺乳動物有著最密切的關係，這一事實表明，人類行為直至最近仍然受著遺傳進化的制約，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遺傳變異對行為的影響甚至可能一直持續到文明時代，但是，這並不是說，這種變異現在還存在。

對此可以設想的可能性有兩種，第一種可能性是，當人類進入目前的狀態時，其遺傳變異性已經枯竭。人類有一組基因影響著社會行為，但只有一組。這一組基因從史前時期漫長的艱難旅程中倖存下來了，許多社會科學家明確贊成這一觀點，在提到這些問題的政治意識形態範圍內，許多左翼知識分子也抱相同的態度，他們承認，人類曾經歷過進化，但是當人變成統一的、有語言和有文化的物種時，這種進化便終止了，早在歷史時代，人類就已成為環境手中的優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現在只有文化的進出可能發生，第二種可能性是，人類至少還存在某些遺傳變異。人類可能已經停止了進化，就象舊的自然選擇的生物學模式的作用已經鬆弛了一樣，但人類仍然具有遺傳進化和文化進化的能力。

讀者應注意，任何一種可能性，無論是認為人類自身的變異完全是由文化決定的，或認為這種變異是由文化和遺傳共同決定的，都與關於人類天性的更普遍的社會生物學觀點是一致的，這就是：人類行為最為突出的特徵是透過自然選擇而獲得的，而且今天在整個人類中還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約束。

把上述可能性以一種教科書的方式表述以後，我還必須補充指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人類行為變異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個體間的遺傳差異為根據的。對人的行為有著影響的遺傳變異，其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在基因的化學組成或染色體的結構和排列的種種變化中，已經確認有30多種變化會影響人的行為，有的影響表現為神經紊亂，有的影響則表現為智力損傷。其中爭論最大但又最有價值的例子是XYY男性。X和Y染色體決定人的性別；XX結合產生女性，

XY結合產生男性。偶爾，約0．1％的人獲得一條額外的Y染色體，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長大成人後都是高個兒，絕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們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進醫院，開始，人們認為那條額外的染色體誘發更具攻擊性的行為，結果造成一個遺傳性罪犯階級，但是，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赫爾曼·威特金及助手透過對丹麥的大量資料進行統計研究後，得出了較寬厚的解釋，他們發現，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擊性，也不顯示任何與其他丹麥人不同的特殊的行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們的平均智力較低，最簡單的解釋是，XYY型的人被監禁的比例之所以較高，不過是因為他們不那麼機靈，易被發現罷了，不過，應該注意，這一研究並未排除可能導致犯罪人格的比較特殊的素質的遺傳可能性。

事實上，若干種突變已經證實確能改變行為的特徵。當兩個X染色體中只傳遞了一個時，就會引起特納綜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