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長不好，水稻畝產只有兩三百斤。爸爸聰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裡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別人家的結得多，這卻給爸爸惹來了麻煩，有人說他幹資本主義起勁，幹社會主義沒勁。好吧，又上臺挨批鬥。

別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當時全生產隊找不出一個會算賬的人，沒辦法，只好讓我爸爸當了會計。可是，當會計是個輕鬆活，人又顯得貴氣，有人硬是不舒服。於是爸爸當會計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賬，雖說從來沒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貪汙問題，可是按照他們的邏輯，右派分子肯定很壞，沒有經濟問題是不可能的，所以，過不了多久又會來查賬。既然查賬，我爸爸就得陪著，用不著下田幹活。有回他們猛然間發現，社員們正在田裡流汗，而我爸爸卻呆在家裡打算盤。他們似乎覺得上了當，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們怎麼也不相信，一個右派分子會那麼幹淨。

記不得從哪年開始，爸爸成了養蜂人，放養著大隊的幾十箱蜜蜂。養蜂要技術，大隊沒有別的人幹得了，不然，這種美差輪不到爸爸頭上。有人眼紅爸爸，想搶了他的差事，無奈他們拿著蜇人的蜜蜂沒辦法。其實，爸爸也從來沒養過蜂，可他一學就會，別人只好心裡恨恨的。

放蜂得趕花期，爸爸一年總有好幾個月在四川、貴州那邊轉，像個遊牧人。我長大以後才知道，讓爸爸養蜂，是媽媽的主意。爸爸儘量少呆在家裡，可以躲掉許多風雨。我那時還小，哪能體諒大人們的苦難�每次爸爸要出遠門了，我反而格外高興，心想用不著天天看他的黑臉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媽媽總是把他掛在嘴邊。吃飯了，媽媽端上碗，總忍不住會說，您爸爸這會兒吃飯了嗎？下雨了，媽媽會望著天，自言自語道，您爸爸那裡晴天還是雨天？那時媽媽最喜歡聽廣播裡的天氣預報，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貴州的天氣。因為媽媽的唸叨，我感覺爸爸好像從來就沒有出遠門，似乎他就在不遠的地裡幹活，馬上就會回家來。媽媽天天說著爸爸，我也會想念起爸爸來。哪天聽說爸爸要回來了，我又特別高興了。

我上高中時，有天一位同學悄悄告訴我，說是右派分子馬上要平反了。因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聽到了訊息。我當時在學校寄宿，連忙偷偷寫了封信，託低年級的同學帶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給爸爸寫信，好像說了些苦日子總算熬到頭了之類的話。

週末我回家，遠遠的就見爸爸依門而立，望著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邊，他也沒對我多說，只是摸著我的頭頂，滿面笑容。

從那以後，爸爸給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張黑臉。爸爸很快恢復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畢竟他白白地耗費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見了我爸爸，很是驚訝，說他老人家那雙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來佛，平生只在南嶽見過。爸爸聽說自己有佛緣，爽朗大笑起來。

媽　媽

我記不得那是什麼季節，炎熱還是寒冷。其實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樣，明天同今天一樣，過一天同過一年沒什麼區別。那天，媽媽扛了一條高高的長凳，帶著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去大隊部開會。大隊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戲臺、看臺和天井。媽媽把凳子擺在天井最前面，我們孃兒幾個並排坐著，很顯眼。一會兒，二十幾個男男女女低著頭，被人吆喝著，從祠堂外面進來，站在我們面前。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爸爸，頭埋得很低，雙手筆直地垂著。我怯生生地望望媽媽，卻見媽媽並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著頭，望著戲臺。戲臺是大會的主席臺，好些人在上面來來回回跑，忙得不可開交。

戲臺上面的人來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見幾個人在臺後的凳子上坐了下來。整個祠堂立即鴉雀無聲。突然，有人走到臺前，厲聲叫道：把右派分子帶上臺來！只見臺下兩個男子衝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雙手，往後使勁兒一扭。我爸爸的頭被壓得更低了，腰彎成了蝦米。兩個男子扭著我爸爸，飛快地往戲臺上推。木板樓梯很陡，我很擔心爸爸的腳沒那麼快，會被折斷。轉眼間，爸爸就被揪到了戲臺中間站著。人未站穩，爸爸又被他們踢了一腳，應聲跪在地上。這時又有人飛跑著遞了棕繩子來，爸爸便被五花大綁起來。這邊兩個人在忙著捆綁我爸爸，另一個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臺下的人便齊聲響應。媽媽也同人們一道振臂高呼。我們兄妹幾個也舉手高呼口號，這是媽媽早就交待過的。我後來一直記得，捆綁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繩，僵硬而粗糙，能將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鬥會正式開始。有人拿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