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上無光，但是迫於‘刁民’的壓力，也只好照辦。事實上，我這‘刁民’，也有寬大的一面。因為協議當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來‘肇事’警員王聰琰，當場命他向我報告經過並問我對他的處分是否滿意。王聰琰是個大塊頭，滿面羞慚，查起書刊來生龍活虎，對簿公堂來就語無倫次。我得知他已被調職處分，從鹽埕區肥缺改調到市警局看門後，就宣佈：‘我寫的書，90多本都給查禁了，警察執行查扣時，難免弄不清楚，因而見書就查扣，王警員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我想不必進一步處罰他了。’幾線幾星的在場警官，認為我通情達理，王聰琰也向我鞠了一躬，於是在哈哈一笑中，結束了協議。不過，在如何交付1元的技術上，出了問題，據1987年7月2日《民眾日報》登，高雄市政府對於賠償李敖事件，‘對於這塊錢是以現金給付或是開具市庫支票給付，市府投鼠忌器，大傷腦筋。’據我的朋友黃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內部為賠償李敖曾起爭議，但李敖堅持按照‘公庫法’第十五條‘應以支票為之’的規定，拒收現金，所以最後才硬著頭皮開出了1元面額的‘國庫支票’。這張支票，我後來送給鄭維幀了，高雄市政府一連多年還要每年登報召兌中。當然他永遠不會去領取，它永遠是一張戰利品，長存在民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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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一元錢官司與禁書事件（2）

“在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連番被我逮到，相繼被一罰再罰後，我的生意愈發昌隆了，運氣真好，臺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並且精彩勝過南北合呢！故事是這樣的：1987年6月22日，我接到媽媽張桂貞臺中一中同事張佩華的快信，告訴我有軍警憲及情治人員一大批，趁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