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死也不肯向黑暗與腐敗低頭的硬骨頭精神，是李敖數十年來鬧衙涉訟的根本閃光點。一個在臺灣雖有才學知識，卻始終得不到用武之地的知識分子，懷才不遇而且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逮捕，或者遭到監視，或者自己的著作遭到當局的無理查禁。種種生活的無奈與艱澀，促使李敖勇敢地站起來面對嚴酷的抗戰。其反抗禁書的1元錢官司和他在臺中遭到當地官員查禁圖書而引發的訴訟，就是李敖無數大小訴訟案的一樁。請看李敖自己是如何敘述此案的經過。李敖說：

“我生平著作上百冊，可是國民黨查禁了96冊，查禁法令，種類滋彰，或根據‘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或根據‘出版法’、或根據‘戒嚴法’、或根據‘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不但弄得自己眼花繚亂，尤其在下級執行人員執行時，更是眼花繚亂。就在這種眼花繚亂中，在幾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慣性’下，一個機會來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中《五十·五十·易》上下兩冊，其中下冊經警備總部以‘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云云為由，予以扣押，並通令各級學校、警察機關等有關單位，清查報繳；但該叢書上冊，卻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級執行人員卻弄不清楚，索性見書就查，以致該叢書上冊，也難以倖免，一併由臺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據，滿載而歸。

“到了6月24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臺北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告訴他們：‘正因為貴衙門有關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強迫手段，違法扣押未經查禁之書籍，致使請求權人所發行該叢書上冊除被違法扣押46本外，其餘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陳列出售，妨害請求權人發行、出售之權利，損害請求權人可得預期之利益6901元（內含已扣押46本書價6900元及未扣押部分優待為1元）。’臺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損害賠償請求書’後，自知理虧，且知我來者不善，決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規委員會召開協議，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遜代，另有新聞處趙鵬科長等，一共5位，與我達成‘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本府部分執行人員誤扣上述叢書上冊屬實，本案本府有賠償責任’。8月29日，開出損害賠償國庫支票6901元，其中6900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現，1元部分就是優待的罰金，於是我領走了有史以來第一宗的此類政府賠償，大獲全勝矣！

“在臺北市政府被我罰過1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罰它1元。全部經過，比罰臺北市政府還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的《我給我畫帽子》一書上市，高雄方面，由鹽埕區大仁路141號孫慧珍代為銷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員王聰琰者，跑來查扣，並出具編號第○三九三三四號‘高雄市政府取締違法出版品錄影節目帶三聯單’一紙，以資證明。因為這本書並沒查禁，這下子被我抓到機會，遂在8月10日，去函國民黨高雄市長蘇南成，指出：‘因臺端臺南市長任上，本人曾寫文章揭發臺端為‘臺灣第一不要臉’，全市譁然，議員且紛紛以臺端無恥為詢。今日臺端走馬高雄，自然有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教唆下屬王聰琰，非法扣押上開書籍，妨害本人依法發行權利之嫌，顯已觸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百零四條之罪嫌。又臺端身為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不法侵害本人發行之權利，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及第六條規定，應由臺端之衙門負損害賠償責任。’蘇南成收信後，龜縮不復。1987年3月13日，我由龍雲翔律師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損害賠償請求書’，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後，自知無法再賴，乃於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簡報室召開協議，賠償義務機關代理人廖兆祥、參加協議機關代理人李文錦、法制室代表黃章一、新聞處代表王硯青等，一共多位，與我達成‘國家賠償事件協議記錄’，確定四項：‘一、警員王聰琰因於74．6．27過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給我畫帽子》一書，所開具三聯單○三九三三四號應予撤銷。二、查扣之書貳本，已於74．7．12返還書攤，免予賠償。三、本府同意象徵性賠償請求人新臺幣1元。四、本局已主動將警員王聰琰調職處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謂‘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術語，指具體發生的個案，該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編成案例，在各級警察流傳，以為教育之謂。這一條協議的達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糾纏不過，被迫答應的，當然使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