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控告《求是報》股東案

1995年5月

訴臺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誹謗”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案

1998年5月

訴王令麟等3人“誹謗”案

2000年　5　月21日

在臺北地方法院以“內亂”、“貪汙”和“洩密”三大罪名控告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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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評

李敖幾十年來，在臺灣曾經涉訟數十起。臺灣的報紙曾有過這樣的報道：《開啟李敖官司史，總統院長無一倖免》，該文對李敖作了如下記述：李登輝和“五院院長”，我都告過！除了是知名的作家，有名的###，李敖還是人人皆怕的訴訟大王。除了告過“總統”、“五院院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知名的政治人物、媒體負責人，甚至連政府機關，只要被李敖鎖定，幾乎很難逃過被李敖告狀的命運。

在李敖接受《新新聞郵報》的專訪中，李敖說他的官司史，已有35年之久，從“被告”到“原告”，從“小民”到“刁民”，從“自衛”到“衛人”乃至“好管閒事”，李敖這些年來已出庭幾百場，下筆幾十萬言，至今仍有多起官司纏身。

談起李敖的官司，頭銜最大的被告當然是李登輝和“五院院長”，理由是“偽造文書”。李敖表示，按照林洋港的說法，當年蔣經國去世時，李登輝和“五院院長”到蔣經國官邸，先是鞠躬，然後就在蔣經國遺囑上簽字。但是按照民法的規定，遺囑必須是在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自己口述或是由別人代寫，然後才簽字，“需要生前認可”，但是蔣經國的遺囑卻是事後簽字，真偽便不得而知，因此李敖便一狀告到地檢處，說李登輝和“五院院長”偽造蔣經國的遺囑。但是地檢處的首席檢察官劉景義，這個李敖口中“討厭的東北人”，卻給李敖回了一封信。李敖說，劉景義信中表示蔣經國的遺囑是“政治性遺囑”，與民法規定的條件不符，所以不能依法辦理，“這是笑話！”李敖認為，遺囑就是遺囑，哪裡還分政不政治？

說起李敖打過的媒體官司，他與《自由時報》的幾場官司是最為特別的。李敖曾成功地告贏《自由時報》一起“誹謗罪”，獲得50萬元的賠償金，李敖得意地表示，《自由時報》曾經寫了一篇“李敖開車闖紅燈”的報道，但卻不知道這原是李敖上邱彰節目時說的笑話，結果惹來誹謗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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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為什麼打官司

我為什麼打官司

李敖在臺灣從文數十年，亦涉訟數十起之多。他曾經在《李敖大全集》中，有專著《鬧衙記》和《好訟集》生動記述了他參與數十起大大小小官司的經過。從這些專著裡，我們不難尋覓到李敖打官司的來龍去脈與心路歷程。這些官司無論大小，無論勝負，均有他特定的軌跡。那就是李敖是一個敢於向邪惡抗爭的鬥士，特別是他在白色恐怖極為惡劣的環境下，明知他申告的對手是權傾一方的高官，也明知他訴訟的結果往往敗訴，然而李敖依然每次都不為邪惡所惑，隻身上陣，以寡敵眾，以弱對強。李敖為什麼要打司官，他自己如是說：我從36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後，自此訟性大發，打官司變成家常便飯，前後出庭幾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發人、或代理人，進出法院，自己幾無寧日，而對手與法官更無寧日。36年來打的官司之多，已難畢數，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臺灣偽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來衙門欺負老百姓，本是常態。但這一常態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極配合，也有以致之。換句話說，一方面衙門欺負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負，逆來順受，這樣子搭配，才完整構成這一欺負的作業，而令大官人私心竊喜，獲得快感。

如果被欺負的一方，挺身而鬥、據理力爭，不甘被欺負，而要跟衙門斤斤計較、糾纏不休，則衙門未必勝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償失。鬥爭到最後，衙門之頭可灰、大官人之臉可土，而吾濟“刁民”之一口鳥氣，亦可稍吐於萬一矣！我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我以做“刁民”為榮。每遇到衙門找麻煩，只要是於法有虧、於手續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煩找回去。問題是一定得找到機會才好動手，好在國民黨壞事做得多，機會是不愁沒有的。

自述：一元錢官司與禁書事件（1）

一元錢官司與禁書事件

縱觀李敖在臺灣的涉訟經歷，多與他在臺灣所處困難受壓的境地相關。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