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儲存，等他回來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國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

“我的方式有三項：一、儘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檔案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後，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透過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二、儘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國記者。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美國記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柏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三、儘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孫觀漢。孫觀漢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人，擁有在美註冊的40種以上的專利。曾任臺灣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我透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

自述：與柏楊的恩恩怨怨（2）

“柏楊在10年冤獄家破人老以後，回到臺北，公然表示原諒並同情迫害他的特務、檢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國時報》上，以《悼蔣經國先生》為題，大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傑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蔣經國先生在天之靈’也，全部出籠；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報》上，以《永懷哀思免於恐懼的自由》為題，再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後悔沒單獨與蔣經國‘合照’也、‘值得稱讚’也、‘功德’也、‘蔣經國先生領導上開明、寬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這種置蔣經國整他、使他10年冤獄家破人老的傑作於不問，反倒殷殷以馬屁報怨的作風，古人的以德報怨，又算老幾呀！柏楊一方面向蔣經國重抬舊屁，一方面已經變成一個嚇破了膽的人，連‘警察總監’都不敢碰了。遠流出版公司為他印白話《資治通鑑》廣告，廣告中印了區區‘借古諷今’字樣，柏楊都堅持一一塗去，令遠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嘆息不置，他們沒想到柏楊的膽量，竟已一至於此！柏楊不但對蔣經國發賤，以德報怨，同時對李敖卻一反其道，以怨報德。他出獄後，寫《活該他喝酪漿》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獻給餘紀忠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的照顧和愛護’；他寫《按牌理出牌》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羅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謝患難中對我的幫助’；他寫《大男人沙文主義》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深摯的友情’……從國民黨中常委到國民黨大特務，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絕，而此輩中常委與大特務，卻是在他受難時理都不理他的，試問李敖這種在他真正‘患難中’對他‘幫助’的、‘照顧和愛護’的，是不是也該有點次於獻書、贈書的待遇呢？被柏楊獻書贈書，與國民黨中常委、大特務為伍，固不足為李敖之輩光寵，但是柏楊出獄多年，對李敖無一言之感、一字之謝、一語之褒、一飯之賞、一冊之贈，反倒在李敖陪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去花園新城找蕭孟能履行民法第一○○一條‘夫妻互負夫妻同居之義務’時，左袒蕭孟能及其‘女朋友’，開車親送其夫人於樓下，由其夫人上樓助陣……試問柏楊這種道德標準，豈不太離奇了嗎？另一方面，在忘恩負義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誹謗李敖的時候，柏楊竟在背後慫恿‘快快出專書整李敖啊’！可見此公道德標準之離奇，甚至不是普通的離奇呢！”

李敖又稱：“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楊，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50天后，給了我公開指教。……在營救柏楊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還有兩個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們所提起，那就是柏楊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稱柏楊做老師的屠申虹。在柏楊被捕時，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學生，並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