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敵進我進方針，經歷了一個逐步提高、發展的過程。

早在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高幹會上。劉伯承作《黨軍建設報告》，就明確提出：“現在對‘囚籠’的粉碎，一退再退，退到何處？現在就是敵進我進，打磨盤應摸敵人的屁股。”這就是說，針對異族侵略軍的重兵“掃蕩”，再不能光用敵進我退的老方針了，應改變為與敵對進，用深入敵後之敵後的辦法來打破敵人的合圍。這也是他1934年提出的用游擊隊深入敵人後方打破敵人“圍剿”的思想，在新的條件下的發展。1940年12月，他主持編寫《一二九師百團大戰總結》，又專門列出了“敵進我進”一項，並作了具體的說明：“如在根據地內無消滅敵人機會時，小部分部隊應積極打擊敵人，主力應迂迴或轉移至敵後積極活動，奪取敵據點，截斷敵運輸線，並趁敵歸巢時打擊其一路或二路。”

1942年3月，劉伯承總結了二月反“掃蕩”的經驗，再次提出要執行敵進我進方針，指出：必須派遣武裝工作隊、武裝便衣隊，不斷浸透到敵佔區活動，一方面配合根據地軍民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阻止敵人向根據地發展；一方面則鼓動敵佔區民眾的抗日情緒，領導和幫助他們展開反抓壯盯反配給制度的鬥爭，廣泛發動和繁殖那裡的游擊戰爭，變敵人的後方為我們的後方。這是把敵進我進方針又大大向前推進一步，包括了政治、軍事等全面對敵鬥爭的內容，對根據地的反“掃蕩”、反蠶食鬥爭具有根本的、全域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