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載道。官員多次與居民開會聽取意見及談判，乃無法達成協意，而當時的小區福利會十分團結，處處與港英事務處針鋒相對，更有個別居民不滿官員態度傲慢而露宿抗議，要求司法重審，拆城事件紛擾了三年之久。

結果zf使用拖字訣及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主要出入道圍起圍牆，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強行斷水斷電與拆除已搬離居民地區的街燈和樓梯燈，此舉引起居民們的強烈抗議港英變相迫遷等行為。

清拆行動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為專職處理拆城一事的事務處施行拖字訣策略，即當局不主動向居民談賠償的問題及法律上對簿公堂的方法進行行政拖延，讓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煩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約期滿時私下與業主達成協議，架空對商家的賠償實時的封鋪。

港英同時也刻意拉攏支援清拆的居民組織。維護利益協會，藉以打擊居民團結。由於遷出的居民愈來愈多，加上當局刻意減少對寨城的管理及設施維修，使得區內環境衛生變得惡劣不堪、鼠患橫行、治安敗壞，還有居民表示老鼠咬傷人的事件時而發生。也曾多次遭賊匪盜竊，雖然居民反對聲浪不斷，但隨著環境的惡化，拆城勢在必行。

拆遷前夜，儘管大部分居民已經遷出，仍有部分居民不滿補償金而聚眾抗議。城寨內部貼滿抗議傳單。拆遷之時，道路被警察封鎖，仍然可見到處貼滿抗議橫幅，以中英雙語寫成，而現場指揮執行的多是白人警察。

由標語可見。居民抗議所指的矛頭乃是港府，而以“中國城寨人民”自居，甚至打出五星紅旗。此前內地有ccp在城寨內活動，還成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在拆遷反對派中，有兩個組織，一個貌似是居民自發組織，主張與香港機關談判要求合理的拆遷補償，在其召開抗議集會中。港英議會民主派議員也到場支援。而另一個是這個“人民代表大會派”，打著英國拆毀作為中國的領土的九龍城城寨，不當這個主張。死也不離開城城寨！的樣子。這兩個組織之間並無協作抗爭之舉，甚至彼此關係冷淡。被迫遷出後，居民在城寨入口處建造臨時木板房，並貼出各種標語：

“堅決要求港府審判土地徵用的負責人損害城寨居民的犯罪行為！”

“居民不敢想優惠、不敢想改善，不想發財，只求在原有基礎上繼續生存”

“港英祝建勛強搶居民產業。迫害民居，露宿街邊已五個月。這是海盜式人權！”

很多人對拆除九龍城寨持肯定態度：九龍城寨成為香港與社會發展一個嚴重的問題，彷彿一個健康的人身上長了一個瘡。雖非致命之傷，但許多時候使這個健康的人感到渾身不舒服，長期受疾病威脅，現在時機已到……這是大事，也是穩定與繁榮香港最有益，以及最具建設性的好事，我們在歡欣之餘，對香港總督採取此種積極措施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

官方報道將九龍城寨的清拆視作一件偉大政績，事實上並不盡然。

姑且不論貧民居住及產業權利的問題，就城市治理的角度而言，這一清拆舉措也是不甚妥當的。

當年的港英如同大多數城市規劃者與當局，將城市飛地視為靜態的附屬物，是健康都市的不良增生物，在西方，許多災難性的城市政策由此而來，莽撞的貧民窟清除計劃，摧毀了數以萬計人口的生計與未來。

在香港，我們所見的正是如此。九龍城寨的無政府狀態及種種亂象並非街區本質屬性使然，而是被政府遺棄的命運所致，在長達百年的自生自滅中，城寨發展出一個充滿彈性的社會結構、持久穩定的社會關係網路及多樣化的社會功能，包括促進社會融合與社會流動、保護和安置相當規模的過渡性人口、提供其經營產業的機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來人口造成的壓力及資源衝突，因為城寨內部自給自足的公共事務供給，實際上是代行了本應由政府履行的職能。

九龍城寨由於其相對連續穩定的人際網路與高度自由的流動性、繁榮的產業、緊密而融洽的社會聯絡機制，事實上相當出色地扮演著一個“落腳城市”或曰“過渡社群”的角色，

正是政府在公共事務供給上的缺位才為幫派勢力與宗教福音的全面滲入留下空間，對這樣一個街區的整治，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只需抽除其滋生弊端的要素，如對建築質量規模、人口進出、產業經營的適當控制，保障基本公共設施與服務的供給，充分保留其原有合理的社會結構和機能，城寨完全可以再度發展為一個充滿活力的良性發展的城市空間，其可能創造的正效益，或許將遠遠大於zf規劃建設而成的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