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這樣，以前我以為對的，變成了不對。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給孔聖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後來，每天上學下學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聖人的地位大為動搖。既可以否定孔聖人，那麼還有什麼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聖先師啊！這一下子就打亂了二千年來的老規矩。這可真不簡單！我還是我，可是我的心靈變了，變得敢於懷疑孔聖人了！這還了得！假若沒有這一招，不管我怎麼愛好文藝，我也不會想到跟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有所不同的題材，也不敢對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

其次是：“五四”運動是反抗帝國主義的。自從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國恥。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國恥是怎麼來的，而且知道了應該反抗和反抗什麼。以前，我常常聽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類的洩氣話，而且覺得不足為怪。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運動使我看見了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雖然我寫的並不深刻，可是若沒有“五四”運動給了我這點基本東西，我便什麼也寫不出了。這點基本東西迫使我非寫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所給我的苦汁子吐出來不可！這就是我的靈感，一個獻身文藝寫作的靈感。

最後，“五四”運動也是個文藝運動。白話已成為文學的工具。這就打斷了文人腕上的鎖銬——文言。不過，只運用白話並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話也可以寫出非常陳腐的東西。新的心靈得到新的表現工具，才能產生內容與形式一致新穎的作品。“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學興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為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我開始偷偷的寫小說。我並沒想去投稿，也沒投過稿。可是，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個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

這種狂悅可並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許令人迷惘，傷感，沉醉在一種什麼地方都是詩，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詩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樣。我想象著月色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而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既不能得心應手，有時候我就在深夜朗讀《離騷》。

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雖然不是怎麼了不起的作家。

第二節　小型的復活

“二十三，羅成關。”

二十三歲那一年的確是我的一關，幾乎沒有闖過去。

從生理上，心理上，和什麼什麼理上看，這句俗語確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據一位學病理學的朋友告訴我：從十八到二十五歲這一段，最應當注意抵抗肺癆。事實上，不少人在二十三歲左右正忙著大學畢業考試，同時眼睛溜著畢業即失業那個鬼影兒；兩氣夾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悠悠自得，肺病自不會不乘虛而入。

放下大學生不提，一般的來說，過了二十一歲，自然要開始收起小孩子氣而想變成個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歲的小夥子留下小鬍子玩玩，過一兩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證。在這期間，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嚐嚐一向認為是禁果的那些玩藝兒；既不再自居為小孩子，就該老聲老氣的幹些老人們所玩的風流事兒了。錢是自己掙的，不花出去豈不心中鬧得慌。吃煙喝酒，與穿上綢子褲褂，還都是小事；嫖嫖賭賭，才真夠得上大人味兒。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鬱牢騷，此其時也，亦能損及健康。老實一點的人兒，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鬧，也總會想到找個女郎，過過戀愛生活，雖然老實，到底年輕沉不住氣，遇上以戀愛為遊戲的女子，結婚是一堆痛苦，失戀便許自殺。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顧不及來想自己，殺身成仁不甘落後，戰場上的血多是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沒有一套統計表來幫忙，我只好說就我個人的觀察，這個“羅成關論”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證，雖說不上什麼“科學的”，但到底也不失“有這麼一回”的價值。

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報酬來講，不算十分的壞。每月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