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恭澍沒有想到，這次計劃周密的行動，又以失敗告終。

不過，陳恭澍絕對沒想到，這正是馮晨和戴笠秘密設計的掉包計。

原來，就在戴笠下達行刺汪精衛命令之時，馮晨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了情報，日本人也準備暗殺汪精衛，從而嫁禍蔣介石，逼迫蔣介石同日本軍方妥協。

馮晨及時把這份情報電告了延安和在香港的戴笠。

戴笠立即趕回重慶親自給蔣介石彙報，同時，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在接到情報後，面見蔣介石，陳述了暗殺汪精衛的厲害關係。

勸說下，蔣介石臨時改變了主意，他認為，現在幹掉汪精衛，似乎太便宜了他了，他要留下汪精衛，逼著他去當漢奸，讓他遺臭萬年。

蔣介石把這一想法，告訴了戴笠，並要他絕對保密。

於是，戴笠秘密電告在河內的馮晨，安排馮晨在給陳恭澍提供情報時臨時掉包。

許劍和陳默偵察回來後，馮晨就按照戴笠的密命，將曾仲鳴夫婦那間帶陽臺的臥室說成是汪精衛夫婦的，瞞著陳恭澍等人，導演了一場誤殺。

因為日本政府的冷落，汪精衛正舉棋不定，考慮與老蔣討價還價，準備去歐洲的時候，高朗街的槍聲，使他徹底失去了對老蔣的信任。

特別是曾仲鳴之死，猶如斷了汪精衛的一隻臂膀，使汪精衛萬分悲痛，深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他寫下了《曾仲鳴先生行狀》一文，以表達內心之苦楚。

非但如此，日本所預定參與汪派之和平運動的何應欽、龍雲、何健等軍政界要人，此時無一人響應。

甚至被視為汪派的張道藩、彭學沛、甘乃光、王世傑等人也不再贊同汪精衛的主張，一時間，汪精衛集團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

面對汪精衛的徘徊和孤獨，日本政府決定採取行動，派遣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代替今井武夫大佐到河內營救汪精衛。

影佐禎昭在接到命令後，他認為，這種事不能光靠陸軍單方面幹，還必須加進海軍、外務省、興亞院幾方，可能的話還得有民間人士參與。

影佐禎昭的建議，得到了陸相板垣徵四郎的同意。

隨後，日本方面決定，興亞院事務官矢野徵記和海軍派遣的須賀彥次郎參加，影佐禎昭又特別推薦了外務省的犬養健與他同行，除此之外，隨員中還有軍醫大鈴中佐、憲兵丸山准尉、軍曹松尾等人。

影佐禎昭這一行人，於四月初，乘山下輪船公司的“北光丸”，從三池港出發，四月中旬到達越南海防。

為了應付海關人員的檢查，影佐禎昭脫去了軍裝，改穿西服，他還告訴犬養健，此行負有特殊的秘密任務，必須隱瞞原來的身份。

影佐禎昭自己將用日本糖業聯合會庶務課長的名義，犬養健則為該會的書記，他們的假身份證明書，已先由糖業聯合會會長藤山愛一郎所簽署，連兩人的姓名也早被更易了。

犬養健此前對此事一無所知，影佐禎昭向他交待任務後，他一面表示接受，一面為事前沒有得到通知而深感氣惱，影佐再三向他表示歉意，說是為保守秘密而不得不這樣做。

在影佐一行到達海防前，日本外務省書記官矢野徵記早已經到達河內，伊藤芳男也於4月15日到達河內，他們住在河內的日本領事館內。

影佐禎昭等人在海防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趕到河內，進入坂本的住宅，這幢樓房雖不華麗，但它的特點是與領事館前後相連，兩宅間往來，不必經過樓外。

同時，這棟樓房的二樓又各有遙相對稱的一個小窗，便於用暗號互通訊息。

影佐禎昭等人一到，石川正雄立即與汪精衛方面取得了聯絡。

此時，汪精衛十分狼狽，河內的暗殺事件嚇得他心驚肉跳，深感自己四面楚歌，進退兩難。

汪精衛考慮，再呆在河內，恐怕將有生命之憂，走吧，立足點選擇在什麼地方呢？途中是否再會遭到狙擊？

原來由曾仲鳴與日方建立的一條秘密聯絡線，現在又斷了，汪精衛急得猶如熱鍋上的螞蟻。

被逼無奈，四月上旬，汪精衛再派周隆庠直接與日本駐河內領事館聯絡求救。

影佐到達河內的當天，負責同汪精衛聯絡的石川正雄，透過暗號電話與周隆庠取得了聯絡，雙方約定於第二天下午一時半，在高朗街二十七號汪精衛的住宅碰頭。

第二天，影佐禎昭、犬養健，以及矢野徵記三人化裝成旅行家，驅車前往，汪精衛派出周隆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