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形。近似於純粹形式的一切關係都保持著一種隱含的“滾動契約”，當雙方都感到不公平或壓迫時，都可以訴諸這個契約。滾動契約是一種法律手段，是雙方就關係性質進行公開討論的基礎，但由始至終都是可協商的。

下面是一本“守則”，是以自助手稿擬定的，旨在幫助婦女發展較滿意的異性關係。其作者指出，個人應該首先把在以前的關係中出現的問題列成目錄——主要是她認為是自身的問題和以前的情人的問題。她應該與對方共用這本守則，對方也應該提出與此相一致的一套規則。

規則1：當我發現自己試圖給我喜歡的一個男人留下印象，大談特談我自己而不向他提出任何問題時，我將停止行動，集中思考他對我是否合適。

規則2：一旦發現消極感覺就立刻表達出來，而不要等到它們積少成多——即便這意味著給對方帶來不安。

規則3：我將設法彌補與前夫的關係，從自己身上尋找被傷害的原因，不把他說成惡棍，也不把自己說成受害者。

規則4：當感情受到傷害時，我要對對方講出我的感覺，而不是板著面孔；進行報復，假裝不在乎，或耍小孩子脾氣。

規則5：當我發現自己是在填補空白（關係中的“死”區）時，我將停下來，自問對方近來是否給我很多回報。如果沒有，我將向他索取我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自己改善處境。

規則6：當我發現自己給對方並不需要的勸告，或把對方當小孩子看待時，我將停下來，深呼一口氣，讓他自己去琢磨，除非他請求幫助。芭芭拉·德·安吉里斯：《每個女人應該知道的男人的秘密》，第274頁，索森斯出版社，倫敦；1990。

這樣一個目錄初看起來讓人臉紅，不僅僅令人難堪地幼稚，而且完全可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如維特根斯坦深刻教導我們的那樣，把規則作為規則來陳述改變了規則的性質。可以認為清晰地闡明這些規定可能剝奪了它們產生正面效果的所有機會，因為只有它們在被認為當然的情況下，一種關係才能順利地發展。然而，我認為，這樣一種觀點沒有切中要害。社會生活中積澱的差異性權力可能不會改變，如果個人拒絕反思地檢驗自己的行為及其暗含的正當理由的話。這些規則不管看起來多麼單純，如果應用得當，都有助於把個人的行為從無意組織起來的權力遊戲中挖掘出來。原則上，它們用來增進自治性，同時又要求對方的尊重。

一種滾動契約並不涉及絕對的道德準則。這項契約衍生於一個特殊的“關係問題目錄”，目錄上所列的各項以前都是“消極因素”。所論的個人感到她過分關注給她所感興趣的男人留下什麼印象，恐怕吐露自己的恐懼和需要會使對方不安，並願意母？般地對待對方，等等。當然，這樣一種“憲法”只有在與上述其他因素結合起來時才是民主的；它必定表明自治和平等的個人的匯合。

自由和公開交往的迫切性是純粹關係的必要條件；這種關係是其自身的講壇。在這一點上我們又迴歸到原處。自我的自治性，對強制性的突破，是與對方進行公開對話的條件。這種對話反過來又是表達個別需要的媒介，以及反射性地組織關係的手段。

民主是乏味的，性是刺激的——儘管也許很多人認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民主準則何以影響性經驗本身呢？這是性解放問題的本質。從本質上說，這些準則把性與分配權力隔裂開來，最重要的是與生殖器權力割裂開來。？密關係變化中暗含的民主化包括但也超越了“激進的多元主義”。對性活動沒有劃定任何界限，而自治性原則的概括化和協商後的純粹關係標準所引發的那些界限除外。性解放包括可塑性性徵與反射性自我規劃的統一。比如，只要自治性原則和其他相關的民主標準在各個方面都得以維持，就不必對變化無常的性慾施加什麼限制。另一方面，在這種性慾被用作一種剝削性控制模式的地方，不管隱蔽與否，或在它表達一種強制性的地方，都不會實現解放的理想。

政治民主意味著個人有足夠的資源以自治的方式參與民主程序。這在純粹關係領域同樣適用，儘管如在政治秩序中一樣，重要的是要避免經濟還原主義。民主願望不必意味著資源的平等，但顯然有那方面的趨勢。民主願望的確涉及包括資源在內的經過反射性協商的權利契約，將其作為關係的限定性部分。在異性戀關係中這一律令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男人和女人在可用的經濟資源、生兒育女和家務勞動方面所負的責任是不平衡的。民主模式以這些領域裡的平等為前提；然而，其目的大可不必是完全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