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勉強編制了一份收支大體平衡的預算。不料段祺瑞的討逆軍總司令部又送來一百八十五萬元的軍費清單。梁啟超豈敢不給報銷？之後，各種報賬單如雪片般飛來。如全部報銷，那赤字將高達六千萬元。他苦於無奈，只好將賬本帶到國務會議上，想讓全體閣員出出主意。不料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段祺瑞又雪上加霜，強令財政部將四國銀行團墊付提出的六百萬元分存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供陸軍部隨時支用。在這種情況下，他空懷救國大志，還能做什麼惟一的出路，也只能是辭職。他就是在去年繼段祺瑞引咎辭職後，趁機交出僅僅把玩了四個月的總長大印的。

也許是蔡元培早年曾熱衷於空想社會主義，杜伯斯古對這位溫和的中國自由派思想領袖有一種天然的仰慕之情。環顧中國文化界，惟有北大還是一座充滿獨立向上精神的思想重鎮。她像巨大的磁場，吸引著普天下投奔光明的青年學子。又似黑暗中閃亮的星斗，給夜行者以抗爭的勇氣和希望。

這位《巴黎時報》的主筆，對正在掀起的文學革命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它對中國的影響，不亞於一場導致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文藝復興運動。經他再三請求，蔡元培請來了陳獨秀和胡適。幾個人在景山東街的校長室，開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訪談。

杜伯斯古一開口，就讓人領教了法蘭西民族的思想鋒芒。他神色冷峻地點燃了一支雪茄，瞪直眼直率地說：

“目前的中國只能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幾乎所有的領地和城堡都已被封建郡主瓜分完畢。這真是一個悲哀的時代，康有為已成了一塊老石頭，又臭又硬。梁啟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黨，實現政治理想，但已被現實撞得又退回了書房。在我的眼裡，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文明或落後，主要看他是否擁有一群獨立的知識分子，是看這個群體在國家中的地位和命運。中國最大的黑暗就是從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識分子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殘酷地摧殘這幫民族的天才。可是，在這野蠻帝國的心臟，卻令人驚喜地衝出了一群盜火者。他們高舉起啟蒙運動的火炬，喚醒了沉睡的奴隸，向整個舊世界宣戰。今天，請允許我從歐洲大陸向你們，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先驅致敬。同時，也想提一個問題。你們發動思想啟蒙運動的最終理想是什麼？前景又如何是想按‘三民主義’建國，還是走俄國布林什維克的道路？或者說是模仿英、美、法等歐洲的政治體制？尊敬的蔡先生，對於您和欣欣向榮的北大，我已有所瞭解。這個問題，我想請陳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為按中國人的說法，他們是您請來的兩位戰將。他們的觀點，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張。”

蔡元培微笑著眯細眼，倚靠在椅子裡。

陳獨秀見對方如此坦率，頓時來了情緒，他悠悠點燃一支菸，搶先接住了話題：

“我在《新青年》的創刊號上，就積極主張向法國學習。還認為法蘭西的三大文明構成了人類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權說，第二是生物進化論，第三是社會主義理論。我還進一步發現東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點差異。一是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實利為本位，而東洋民族以感情和虛文為本位。後來又著文指出東西文明之分水嶺在於東方講綱常名教，西方講自由平等獨立。我很同意您對中國黑暗政體的精闢見解，還想請您把視點投向國民的靈魂和素質。我為什麼要發動文學革命？因為中國的國民目前完全是一盤散沙，一群從精神到肉體都完全麻痺的奴隸。我建議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我是想借新文化運動發起一場思想革命，先清除國民靈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發國人的科學和民主意識，激發反侵略、反專制的愛國熱情。當然，思想革命必然發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條件還沒有成熟，所以孫文也只能到處碰壁。我認為中國要發動政治革命，首先要發動民眾除去三大公害。一是軍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於建立什麼樣的政體，今天來談還為時過早。我們現在還處於以救亡為目的，以啟蒙為手段，艱苦地探索中國出路的階段。但是我並不排斥將來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動軍閥，從他們手中搶奪政權，建立一個民主、科學、人權的新中國。因為我和蔡先生，當年就先從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圖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偉大，就在於他敢於在北京這樣一個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軀，讓北大成為一個聚集天下各種自由思想和學說的大本營。這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是連諸子百家自由爭嗚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