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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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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於性善論的認識上,儒家進一步提出了人道說,既然人性是善的,那麼很自然地人道就是仁與義,不仁不義就是不人道。仁義的大意,《論語》中論述到:

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學而》)

子曰:“鈑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雍也》)

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論語•顏淵》)

子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論語•憲問》)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

子曰:“克己復禮曰仁。”(《論語•顏淵》)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

概括起來,仁即愛人,義即利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之道即克己功夫或修養,凡事不以小我之私慾為出發點,處處以愛人利人為法則,可見仁義是多麼可貴的一種道德境界,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可見要做到仁義非”弘毅”不可,非堅持不懈不行。反之,非人之道即不仁不義,也就是自私自利,不愛人不利人。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等都是非常可惡的品質,有人性的人和有人道的人是不為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仁與不仁,義與利之間,當我們面對私慾私利時,我們選擇前者還是後者,這就是儒家的人際交往倫理。仁與義既然是立人之道,那麼為人處世與人交往就應該把這種仁義體現出來,把人的善心擴充起來,處處愛人,處處利人。實際上,真正的智慧也是仁義,因為愛人者人恆愛之,利人者人恆利之,結果愛人等於愛己,利人等於利己,可惜世俗愚人目光徐短淺,不懂得箇中道理。聖人立說,自有道理。

仁義的行為還表現在“禮”上,禮也成為中國人際交往的一種規範,符合儒禮的行為也就是仁義的行為,不合儒禮的行為就不是仁義的行為,故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那麼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講究禮呢?子思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中庸》)關於這段話,黃光國有精闢的論述,他認為:

“殺”即是差等之意。這一段話,不只說明了“仁”、“義”、“禮”三個概念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說明了儒家評量角色關係的兩個向度。更清楚地說,儒家主張個人和任何其他人交往時,都應當從“親疏”和“尊卑”兩個認知向度(cognitivedimensions)來衡量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前者是指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後者是指雙方地位的尊卑上下。作完評定之後,“親其所當親”,是“仁”;“尊其所當尊”,是“義”;依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所作出的差序性反應,則是“禮”。

可見儒家的人際交往倫理是建立在“仁”、“義”、“禮”基礎上的。黃光國把儒家倫理分為:庶人倫理和士之倫理。士之倫理在這裡沒必要談,在《邊城》敘事中只涉及到庶人倫理。庶人倫理就是“仁”、“義”、“禮”倫理體系;士之倫理就是濟世以道。黃光國還構造了一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