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確切地用計算器計算了從塞納河的米拉波橋到她家後面池塘的距離。不多不少，剛好三十五公里。

然而，一離開高速公路，就像過去離開國道一樣，大家馬上就感到不習慣了，已經穿過一座毫無人煙的森林（她常常在名詞前面用“毫無”這個詞，以至於我也在此不由自主地跟著用了起來）。小路穿過森林，一直通往村邊，她寬敞的屋子就坐落在水塔、紀念碑和小學前面。

海關職員的屋子很適合她。瑪格麗特像哨兵一樣，監視著孩子們和死者。她只看她想看的東西，但她是用望遠鏡看的，看得很久，很遠。

晚上，她就以此作為話題：在學校門口分食一隻香蕉的兩個葡萄牙小孩，成了捱餓的第三世界的無產階級。幾年後，他們出現在一部童話、一部電影、一本書、一個劇本中，它們叫做《歐內斯托》、《孩子們》、《夏雨》……

從她家開車到我家，必須越過學校，繞過廣場，盤旋而下。走路則可以走那條著名的舊磨坊小路。那樣的話，一直走，三分鐘就到了。

她對我說：“你住在窟窿裡……”

我笑了，因為她的屋子朝著高速公路，而從我的閣樓放眼望去，卻是一馬平川。真是奇怪。不過，這種奇怪的地形絕妙地象徵著我們在這友誼中的地位。她無疑高高在上，我在下。但我喜歡仰視她，她也喜歡我仰視她。我並不感到屈辱，也未受到傷害。這種後退，總的來說，能使我避免打擊，使我喜歡看戲。在這種情況下，那是一出歌劇。很特別，驚人，美麗，光彩奪目。在大約三十多年裡，瑪格麗特不斷使我眼花繚亂。她教我主要的東西，她只教我如何觀察。

她也教我浪費時間。“浪費掉的時間就是寫作的時間。”從小人們就教我這樣一個原則：遊手好閒是有害的，不會出成果的。然而，我卻發現她獨自在房間裡，幾小時幾小時地坐在柳條椅上，讓黑夜來臨，或已在黑暗之中。她那種專心致志的樣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著她生活，我弄懂了什麼叫作家。她知道沒有什麼能使我如此感興趣。

諾弗勒城堡根本就沒有城堡，只有一座水塔，最難看的地方剛好對著她家視窗。由於不能有任何不雅的東西破壞她在家中看到的田園景象，水塔被禁止使用，不存在了。甚至誰也不敢冒險就此跟她開個玩笑。然而，喝這麼多酒的人面對這麼多水……她喜歡喝酒，並因此感到驕傲。大家可以取笑這一點，但對水塔的任何暗示都不會得到饒恕。親近的朋友們都知道哪些話不該說，哪些事不該惹。我準備開玩笑，和她鬧著玩。就像輪盤賭一樣，要麼輸，要麼贏，絕不可能不輸不贏。有一天，我將自作聰明，並將受到懲罰。不過，不要著急，慢慢講吧。

她經常驚叫：“你講得很好。”我知道她認為講述並不等於寫作。她在《物質生活》中明確指出：“寫作，不是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同時講述一切。”很巧，我同時回想起瑪格麗特的一切。

她那些枯萎的花束，她在田裡拾到的麥穗，她各不相同的碗碟，她淺色的坐墊。慢慢地，我模仿她，我也把不新鮮的花留下來。在我們兩家之間，東西和習慣來回流通。她模仿我為我家閣樓設計的落地長窗，甚至讓她家閣樓改變了用途。我發現她的傢俱重新漆過了，沒有特點，歪歪斜斜，這在我當古董商的叔叔家裡或在我當公證人的公公的城堡裡是無法想象的。我是在公公的城堡裡結婚的。

總之，在諾弗勒，就是在我家裡。我兼收幷蓄。以後人們才能分辨出真偽。（她說：“寫作也一樣。你首先閱讀和模仿。然後，有一天，你丟開讀過的東西。最後，你自己寫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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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杜拉斯　（一）（3）

對我們倆來說，這些用我們的筆賺來的房子表明了一種獨立，一種勝利。我們帶來了我們精美的東西。

她的閣樓適合午睡。她在長窗前放了一張床，在那裡欣賞她的公園。她把她的院子叫做公園。她按照自己的尺度擴大或縮小一切，而那並不是真正的尺度。可院子又從多少平方米起才算公園呢？

1964年，我買下房子後，曾做了些裝修。瑪格麗特不時來施工現場看。有一天，她由作家喬治　·　奧維爾的妻子索尼亞陪著。

索尼亞是個英國人，所以在起居裝置方面是個行家。她察看了這個未來的“家”，用她歡快的語氣做出了這樣一個災難性的判斷：“缺一個寶寶”。

今天，每當我不得不到一樓去找二樓沒有的廁所時，瑪格麗特聽到“寶寶”這個詞所發出的笑聲和索尼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