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因為我們國家的人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了。”“我的母親和他共同做出了決定”，伊琳娜說，“她知道，迎接她的將是什麼。”賴莎問戈爾巴喬夫，她應該怎麼做。戈爾巴喬夫回憶，“我回答她：‘就像你原來那樣。我們不會改變！我們就保持我們原來那樣。’”但是戈爾巴喬夫錯估了民意。“因為他總是偕夫人一起出現，而且像介紹第一夫人那樣介紹她，這對大家來說實在是太震驚了”，記者塔吉亞娜·科馬諾娃描述當時的情景，“當我們的一號人物總是和夫人一起出現的時候，大家都會問：‘這是一個怎樣的婦人？’”與西方報紙的激動相反，莫斯科的報道都是負面的：賴莎在倫敦購物，賴莎做客一個時裝秀，賴莎穿著金色衣服站在YSL旁邊，賴莎在國宴上過分時髦。賴莎真的在倫敦刷的信用卡金卡嗎？賴莎真的買了金耳環嗎？“是的，老百姓們都在問這些問題”，戈爾巴喬夫的私人顧問亞歷山大·亞剋夫列夫回憶說，“有人給戈爾巴喬夫寫信，說這一切都應該停止了。當然那時候這些閒言碎語說的還都只是關於賴莎的穿戴等問題。

在外國，他們被當作開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從共產主義地獄裡跑出來的怪物，在戈爾巴喬夫最親信的圈子裡其實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得讓老百姓們習慣這樣。”但是，老百姓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一紙規定就能讓他們轉變想法。人們再也不讓別人來左右他們的思想了。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還得感謝戈爾巴喬夫。然而，對於這些批評，戈爾巴喬夫還是很難接受。儘管他也知道，這是他為自己所推行的言論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對於大多數蘇聯人來說，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如果人們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來排大隊，只是為了買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對他們來說又有什麼用呢？公開性和改革——這對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門前排隊等候、想法簡單的人們來說，就是一個整天四處考察的總書記和一個外表時髦的總書記夫人。一位老太太對此極其憤怒，“人們得把他們帶到這兒來——得在這兒給他們拍張照！把賴莎帶到這裡來，讓她看看我們過的什麼日子——讓她也來排排大隊。我都快90歲了，還得天天這麼站在這兒！”伊琳娜說，她的母親忍受著這些對她的人身攻擊。賴莎和她的丈夫一樣關心著老百姓，她覺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評價。但別人並不這麼認為。

賴莎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4）

直到今天，科沙諾夫仍然說：“她和戈爾巴喬夫一起到工廠考察的時候不應該穿著時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兒幹什麼？”克里姆林宮作家瓦西里耶娃評論說：“她應該更謹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應該觸碰人們的痛處。”在西方，賴莎的行為完全符合人們對一個國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國家裡卻因此而遭到批評。人們不難感受到賴莎所陷入的這些困境：在亞美尼亞發生嚴重的地震災害之後，賴莎說服戈爾巴喬夫中斷他們的訪美日程，回國賑災、看望災民。戈爾巴喬夫夫婦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團後立即飛往埃裡萬的災區。賴莎完全是出於良好的願望去做的這件事情，但在電視螢幕上出現的卻是：賴莎穿著她在美國訪問時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餘悸未消的災民中間。專程前往慰問的姿態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義。裘皮大衣——這就是點燃民眾情緒的罪魁。關於賴莎的閒話現在就不只是穿戴的問題了，賴莎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事件。“人們感覺得到，賴莎已經把與她的丈夫共同發揮影響視為他們共同的任務了。”

根舍夫婦描述他們的第一次見面，在以後的日子裡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認識越久，就越感覺到，她不僅僅是她丈夫最親密的戰友，而且無疑是一個政治顧問，也是一個能夠代表自己意見的人。”查爾斯·鮑威爾也是這種印象，“由於我的身份，我有機會在很小的範圍內同他們相處，只有戈爾巴喬夫夫婦、撒切爾夫婦和幾個顧問。在那個時候，她完全放開了自己，激動地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 在莫斯科，她仍然扮演這樣的角色，但對她的評價卻是另外的樣子。記者塔吉亞娜·科馬諾娃說：“我們經常討論這件事，也寫了很多關於這樣的報道：一個從外省來的人突然給整個國家上課，告訴大家應該怎樣生活；還有，總統不應該叫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而應該叫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賴莎在公開場合談論政治話題對俄羅斯人來說已經是一個醜聞——特別是她的一些表達方式和方法，更是剝奪了人們對她僅存的一點點好感：她本來還算是溫柔的聲音在攝像機前變得尖銳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時會不自覺地用食指指著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