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而江東、淮東以及廣南兩路的移民，加起來比浙人還少，又多半務農，沒有影響力，更沒有話語權——這個現狀，從功績和資歷來看，是理所當然。但這並不代表福建人願意看到浙人在他們頭上發號施令。這個時代不同地域之間的隔閡實在太深，縱然趙瑜在東海有絕對的威望，也無法化解他們之間的層出不窮的矛盾。

雖然在軍中，嚴肅的軍紀和官話的普及保證了隊伍內部不至於產生裂痕——這其中，趙瑜強行推廣地以漢語拼音為基礎的識字教育起了很大作用，順利的交流才是消除隔閡和偏見的關鍵所在——但在東海的商船船隊裡、工坊和種植園內。還有一些同時有浙人、福佬聚居的村寨，都時常能聽到浙、福兩方發生糾紛和衝突地新聞。

如果現在的東海上下有共同的目標和追求，這種內部的傾軋其實可以緩解，但趙瑜的野心在這個時候還無法對外公開，只能無可奈何的看著他們把精力放到內部鬥爭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證調解時的公平和公正，使兩方的怨氣不至於轉移到他身上。只是由於浙人和福佬在東海內部職位的差距，福建人也免不了要吃些虧。在這種情況下，朱聰作為福建人在東海系統內地代表人物，理所當然的成為他的同鄉們倚仗地物件。

趙瑜不想看到這個局面。底層的紛爭已經夠麻煩了，要是蔓延到高層中，引起了分裂。那他就算不願意，也不得不對內進行清洗。但這樣做，就會讓其他人有兔死狐悲之感，損害他在東海內地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