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是公塾。奉天府不僅是奉天省的治所之地，也是三省治所中心，我在俄租地的那段時間，和美國駐華公使羅克希爾、法國駐華公使呂班談到了一件關於教育的事，那就是要求所有的外國教堂都必須開設教會學校，只要他們想在東北傳教，他們就必須附帶教育義務。此外。我和呂班公使還談到了震旦大學的事，上海震旦大學原本是上海名紳馬相伯所辦，只是借用了法國天主教耶穌會的地皮。如今，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卻將馬相伯擠走，將震旦大學徹底改為教會大學。我請呂班公使出面斡旋，將震旦大學遷移到遼東半島置辦，作為補償，我同意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在奉天創辦一所教會大學，地皮和建校的費用由我個人支付。除了這所法國教會創辦的大學外，我也要請美國教會在奉天創辦大學，而奉天學政局也要另外創辦一所官辦大學，就叫東北大學。”…；

稍作停頓，他又續道：“我做了一個大致的計算，東三省從明年開始。每一年的學政經費大約要保持在六百萬兩銀子的規模，一半用於三省公塾，一半用於各國立學校，特別是各專科學校和大學，奉天府每年大約要有三百萬兩銀子的款項。也就意味著主要的專科學校和大學都集中在奉天，這些事情就需要陳大人謹慎操辦，務必要使得每兩銀子，甚至是每個銅錢都要用在實處。此外，我們還要出**各種法規政策，鼓勵各地鄉紳名流籌辦私學。國私雙辦，務必要以十年為期限，將東三省的新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創辦起來。”

陳寶琛聽了這番話，不知是有多激動，只覺得全身流溢的都是鮮活的熱血，人老至此，還能迎來這樣的盛事，他何等不激動，當即肅然起身拜服在地，道：“總督大人，下官替朝廷，替萬名，替東三省千萬百姓謝過您了，下官老朽致斯，無所大致，唯求辦新學以使民強國富，能遇到總督大人，實乃下官之福分，下官必當秉公辦事，效力致終，務求能如大人所願，將三省新學從無至有的辦起來。”

宋彪明白別人為什麼而激動，這是真有一顆拳拳之心，他起身將陳寶琛攙扶起來，道：“陳大人乃是忠義耿直之名士，能請陳大人來三省置辦新學，既是我的福分，也是三省百姓的福分啊。”

陳寶琛更是激動，只覺得整個大清國都彷彿是有救了，若是三省之新學辦好了，全國效法，不出二十年間，大清國必當煥然一新，人才濟濟，民強國富。

宋彪心裡也很高興，畢竟是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人來操辦新學。

關於東三省新學，他所考慮到事情也絕對不止是這些，為了新學的事，他用鋼筆寫了整整三頁信紙，作為東三省新學綱領，包括對國文教育、歷史教育，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說，他對國文教育就特別強調要實施白話文教育，要編寫整套的白話文教材，文言文也要教，四書五經還是要讀，但他首推《荀子》，並且是要儘快的找一些國學大師重新整理諸子百家文集，要以“隆禮尊賢，重法愛民”為新學德政教育的核心，在儒家和法家之間尋找合適的新古典精神。

在歷史教育上，中國歷史和西方歷史都要兼顧，地理課和歷史課相互結合，共同推進新一代青年的世界觀、民族觀、歷史觀，培養愛國主義精神和現代民族精神。

他的新學並不是完全西化教育，而是要求能折中，找一條適合這個時代中國的特色之路，多快好省的先推行一條國民普及教育之路，再求西學東進之路。

他不僅要在東三省招募塾師，還要在整個中國北方徵募，以較為優厚的薪俸吸引他們到東北從事普及教育，培養更多的識字少年，再透過新式教育將這些識字的少年培養成現代愛國青年和高素質的人才。

至於經費，靠收稅是撐不住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印鈔票了。

先印鈔票撐住前五年，後面再靠三省稅收的增加持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公款和私款都得一起上，所謂發行公債支援新學就是用他的私人錢財支撐著前幾年，真要派給各地鄉紳認購，估計也攤派不了多少。

在吃這頓晚飯的時間裡，宋彪和陳寶琛、舒高立談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將他設想的整套綱領和辦法都說出來，說是綱領，可他並不在意陳寶琛是否完全照辦，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特別是像陳寶琛、舒高立這樣的老先生，固執一點很正常。

宋彪所在意的就是事情得辦好，不管你們是什麼想法，用了什麼辦法，別看我現在很尊重你，很重用你，如果你辦不好，那我就會立刻換人，反正他是不會親自去花各種精力來操辦這些事。

所有事情都可以交給別人辦理，這就是宋彪試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