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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瓦萊絲佳出現的時候，我已經僱了好幾個軍團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處”的辦公室像一條沒有遮蓋的汙水溝，臭烘烘的。我剛往裡探了一下身子，就立即從四面八方聞到了這種味道。首先，我攆走的那個人在我到來的幾周之後，便傷心而死。他硬挺的時間也夠長了，正好等到我闖進來，他便嗚呼哀哉了。事情來得如此神速，我都沒有來得及感到內疚。從我到達辦公室那一刻起，漫長的大混亂便開始了，從不間斷。在我到達前一小時——我總是遲到——這地方就已經擠滿了申請者。我得用胳膊肘開路，奪路走上樓梯，嚴格講，是拼了命擠到那裡去的。海邁的情況不如我，因為他被束縛在隔牆那兒。我還沒來得及取下帽子，就得回答十幾個電話。我桌上有三部電話機，都同時響起來。甚至在我坐下來辦公以前，它們就吵得我尿都憋不住了。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點鐘。海邁的情況不如我，因為他被束縛在電話交換機那裡。他從早上八點，一直坐到下午六點，指使“名單”們跑來跑去。“名單”就是從一個營業所借到另一個營業所去幹一天或一天裡幹幾個小時的送信人。許許多多營業所當中，沒有一個的人員是滿的；海邁不得不和“名單”們下棋玩，而我卻忙得像個瘋子一樣，來堵缺口。如果我在一天裡奇蹟般地填滿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會發現一切還是老樣子——或者更糟。也許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穩定的，其餘都是臨時的。穩定的人手將新來的人手趕跑了。穩定的人手一星期掙四五十美元，有時候六十美元至七十五美元，有時候一星期掙一百美元之多，也就是說，他們遠比職員掙得多，往往也比他們自己的經理掙得多。至於新來的人，他們發現一星期掙十美元都很難。有些人幹了一小時就退出了，往往將一捆電報扔進垃圾箱或陰溝裡。無論他們什麼時候退出，都會要求立即付給他們報酬，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複雜的會計制度規定，至少得過十天以後，人們才能說出一個送信人掙了多少錢。開始，我請申請者坐在我旁邊，詳細地向他解釋一切，直說到我嗓子沙啞。不久我就學會節省力氣來用於必要的盤問。首先，每兩個小夥子中就有一個是天生的說謊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個無賴的話。他們當中許多人都被僱用又被開除了多次。有些人認為這是尋找另一份工作的絕妙方法，因為工作關係，他們有機會來到他們本不可能涉足的成百上千個辦公室。幸好有個可靠的考麥克戈文，他看門、分發申請表格，並有照相機一般的眼力。還有我身後的那些大本子，裡面有經受了考驗的每一個申請者的履歷。這些大本子很像一種警察局檔案，畫滿了紅色的墨跡，表明這樣或那樣的失職。從證明材料來判斷，我的處境很麻煩。每兩個名字中就有一個同偷竊、詐騙、吵架或痴呆、性反常、弱智等有關。“當心——某某人是癲癇病患者！”“不要此人——他是黑鬼！”“小心——某人在丹納摩羅待過——要不就在新新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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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迴歸線》第二章（2）

假如我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那就誰也休想被僱用了。我必須迅速根據經驗，而不是根據檔案或我周圍那些人的話來了解情況。要鑑別一個申請者，有許許多多細節要考慮：我不得不一下子把他們全接受下來，而且要快，因為在短短一天中，即使你是傑克·魯濱遜傑克·魯濱遜（1919—1972）：美國黑人棒球運動員。——譯者那樣的快手，你也只能僱這麼些，不可能再多。而無論我僱多少，怎麼也是不夠的。第二天一切又從頭開始。我知道，有些人只幹一天，但我不得不照樣僱他們。這個體制從頭到尾都是錯的，但我無權批評它。我的職責就是僱用和開除。我處於一個飛速旋轉的轉盤中心，沒有東西能停下來不動。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技師，但是按照上級的邏輯，機械部分沒有毛病，一切都好極了，只是具體事情上暫時出了點兒問題。事情暫時出了問題，就造成癲癇、偷竊、破壞、痴呆、黑鬼、猶太人、妓女，等等——有時候還有罷工與封閉工廠，因此，根據這種邏輯，你就拿一把大掃帚，去把馬廄打掃乾淨，要不就拿大棒與槍炮，打得那些可憐的白痴明白，再不要為那種認為事情從根本上出了毛病的幻想而痛苦。時常談論一下上帝是件好事，或者讓一個小團體唱唱歌——也許甚至時常發點兒獎金也是無可非議的，這是在事情正可怕地惡化，說好話已不起作用的時候。但是總體上來說，重要的事情是不斷僱用與開除；只要有兵，有彈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