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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的答案是明確的：削減不良資產存量以改善經濟主體本身，進而革除銀行執行中的體制缺陷，實現市場配置金融資源的基礎性目標。在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之後，日本所理解和執行的是兩種改革——被動改革和主動改革：前者系處置不良資產，而後者的突破口是郵政改革。

郵政改革既意味著走向“小政府”的結構性改革，也意味著一家佔據著國民儲蓄25％的“政策性銀行”脫離政府控制而回歸民間。日本所經歷的改革在外部觀察家看來十分漸進，頗有些“不知不覺”；而事實上，改革對於日本社會、企業和政府所產生的震盪，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是可知可覺、強烈而且持久的。無論如何拖延，社會最終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進改革需要把握時機。日本經驗還表明，推進改革的關鍵，在於使市場形成一個正確的預期。在竹中平藏看來，這種預期形成其實是非常困難的，而日本政府能夠在2003年春對問題銀行注入資本金，恰是一個機會，由此形成了政策與市場之間的良性經環。一方面，預期的形成涉及改革當局的“聲譽”問題，具有良好財政和貨幣規則的政府往往容易獲得公眾對轉型的認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聲譽，改革方案必須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內的全部利益相關體提供明確的利益預期和改革成本補償措施，由此降低社會利益衝突導致的轉型交易成本。

無疑，在穩定預期的基礎上，高增長及高儲蓄是轉型的最佳時機。中國和日本都有民間儲蓄傳統，高增長期間的高儲蓄，正可為金融機構利用負債資源解決即期財務困難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後透過重組可以逐步攤銷改革成本。然而，昇平盛世之時，高增長的繁榮極易掩蓋因不良資產帶來的經濟病症，諸多結構性問題不易引起關注；而一旦經濟增長下降，壞賬壓力速顯，各類問題積累，已經積重難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誤改革。

前車之鑑，教訓深重。中國遠不如日本之發達，為避免“日本病”之災，更應珍惜今天的時機，推進改革絕不可貽誤。

…2006年第2期…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四位一體”的改革方略將使中國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進，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條件。

2006年9月22日，國務院總理*會見到訪的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é？時表示：“中國將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這是第一次，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四項改革以平行並重的方式被提至前臺；雖是僅在高層外事活動中一帶而過，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後，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議及《*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正是會議共識之一，被視為構建和諧社會之必需。至此，決策層在未來全方位推進改革的意向已經十分清晰。

在中國改革史上，2006年會具有風向標的意義。從春季人代會上中央領導人重申“改革不動搖”的決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屆六中全會前夕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並行的方略，我們可以斷定，未來中國改革不僅不會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將以全方位推進之勢步入新的階段。這一切無疑使人振奮。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27年。1984年，*中央正式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2年，進而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經濟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體制改革儘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來實質性推進有限，整體滯後相當明顯。這本身對繼續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打好經濟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攻堅戰役，顯然是不利因素，也影響了文化體制與社會體制改革的啟動和推進。

我們可以理解，從年來中央有關決議開始強調“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識地主張“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顯示改革全域性中，政治體制改革已被提至更重要、更明確的位置；而“四位一體”的改革方略將使中國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進，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條件。

政治體制改革是個大題目。頗有些分析一提起此便小心翼翼，有意繞開所謂敏感的“*”話題，甚或有意以政府體制改革、行政管理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