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是研究系，他還不打算脫離研究系。”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一七五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所謂“研究系”，原是梁啟超、湯化龍等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後來演變為“不再過問政治，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為機關報。張東蓀作為《時事新報》主編，是“研究系”首領之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學說可以作為“學術”進行“研究”，而他不願介入政治——參加共產黨。這位葉公好龍式的“社會主義者”，告退了。從此，他不再參與新漁陽裡的座談。維經斯基所設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張東蓀雖然退出，而出席座談會的人仍不斷增加。當年曾出席座談會的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曾作如下回憶：“一九二○年五月，陳獨秀約我同戴季陶、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風、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引者注：袁振英此處所回憶的名單有誤，有些人是在五月後才參加座談會的，如李達、劉少奇等），同俄國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漁陽裡六號，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由張繼和柏文蔚出頭，由戴季陶起草共產黨綱領（原注：這一點是聽說的，綱領是交給陳獨秀，由陳拿給大家討論）……”《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討論起提綱來，意想不到，一個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的起草者、會場寓主、《星期評論》主編戴季陶！

戴季陶為什麼要退出呢？有各式各樣的說法——當時從日本回國省親，路過上海而出席會議的周佛海如此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引者注：即沈雁冰，筆名茅盾）是贊成的。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卻沒有加入。”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報社一九四二年版。

邵力子說得很婉轉：“戴季陶退出時，說因有不方便處。”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茅盾則說：“戴季陶不幹的理由是怕違背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一七五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李達道出了背後的情形：“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絡，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見《共產主義小組》（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中國共產黨還處於“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來，便有這麼兩員“大將”拂袖而去。戴季陶甚至從新漁陽裡六號搬走了，離去時聲言：“我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贊助，現在暫時退出。”戴季陶搬走了，楊明齋租下了新漁陽裡六號，搬了進來。於是，這裡更成了維經斯基召集各種座談會的場所。人們並沒有因張東蓀、戴季陶的離去而動搖，反而更加堅定地得出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戴季陶走了，李漢俊著手起草黨章。李達記得，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有七八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這個黨，叫什麼名字？叫“中國社會黨”，還是叫“中國共產黨”？又引起一番爭論。連陳獨秀也定不下來，於是，寫信跟李大釗、張申府商量。張申府又名張崧年，北京大學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