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經市委討論同意——尋找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因為我們黨是在上海誕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黨三十週年紀念日。作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尋找黨的誕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沈之瑜一聽，顯得十分興奮。他是個老上海，對上海熟門熟路。他問姚溱：“有線索嗎？”“聽說是在法租界開會。”姚溱答道。“法租界大著呢！”沈之瑜雙眉緊鎖，“洋涇浜以南，城隍廟以北，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長長的淮海路橫貫法租界。那時淮海路叫霞飛路，是以法國將軍霞飛的名字命名的。這麼大的範圍，怎麼找法？”“你彆著急，我給你一把‘鑰匙’！”姚溱笑了起來，“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同志跟我說過，他把周佛海的老婆從監獄中放出來，她能幫助你們尋找！”這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下午本書作者訪問沈之瑜時他所回憶的姚溱原話。本書作者於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牟國璋查詢，據他告知楊淑慧並未在上海市監獄關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裡。“周佛海的老婆怎麼會知道中共‘一大’在哪裡開的？”沈之瑜感到頗為奇怪。“因為周佛海當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說出其中的緣由。沈之瑜一聽，打心底裡佩服公安局局長揚帆的“神通”。

揚帆也經過一番改名換姓，他本名石蘊華。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從事地下工作。後來，他在新四軍軍部擔任副軍長項英的秘書，從事保衛工作。那封以項英的名義發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藍蘋（即江青）不宜與主席結婚”的電報，便是揚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衛工作，使揚帆變得精明、幹練。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留神種種資訊。揚帆手下，有一員來歷不凡的公安驍將，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裡，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時半，周佛海之子降生於日本鹿兒島（據楊淑慧回憶說是“民國十年”，顯然她記錯了）。當時，二十五歲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學，與楊淑慧同居，生下了兒子。周佛海給兒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後來，周佛海名聲沸揚，關於他的家庭的種種報道也見諸報章雜誌，周幼海之名也為世人所知。

天上風雲變幻，地上人事也變幻莫測。當週佛海從中共黨員成為中共叛逆，以致成了汪精衛的漢奸同黨，由紅變黑，他的兒子卻走上革命之路，於一九四六年經田雲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從事地下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戰將。解放後，揚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周之友成為他手下一名副科長。當陳老總提出要在上海尋找中共“一大”會址，揚帆不愧為紅色的“福爾摩斯”，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楊淑慧——她是一把“鑰匙”！周之友還向揚帆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父親周佛海寫過《往矣集》一書，內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時的情形！”只是此“案”不屬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範疇，揚帆便把“鑰匙”以及線索都交給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姚溱。聽姚溱如此這般一說，沈之瑜和楊重光心中有了底……

第一部分：小引追尋《往矣集》記述瞭如煙往事

從建設大樓裡出來，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圖書館。

隨著周佛海身敗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介紹信，這才在一堆封存的書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報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還曾由另幾家出版社印過不同版本），記述著周佛海的如煙往事。此人擅長文筆，曾不斷把往事凝固在鉛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腳印。

沈之瑜迅速翻過周佛海那篇記述童年的《苦學記》，目光滯留在他回憶加入中共經過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文中，有這麼一段，詳細寫及他一九二一年七月從日本來滬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經過，並提及了開會的地點：

“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真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立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粵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即陳獨秀）去粵，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即陳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包惠僧是否作為湖北代表出席會議，說法不一），上海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