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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李書城一起遷入望志路新居的，還有一位比他小二十四歲的小姐。

這位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兩人，本來素不相識。薛家是上海松江縣僱農，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謀生。在廣州偶然邂逅李書城。聽說薛文淑是上海人，李書城便說：“我家在上海。你以後有什麼困難，可以到我家來找我。”

李書城給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一九二○年春，十四歲的薛文淑來到了上海三益裡。李書城收留了她，讓她寄居在他家。

據薛文淑回憶：

“當時黃興的遺孀徐宗漢住在貝勒路的一處房子，請了一位湖南老先生當家庭教師，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從老先生補習功課，準備投考學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學校，與邵力子的姨妹王秀鳳同學。邵家住在我們的斜對門。”

遷往望志路之後，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書城、李漢俊、李書城的九歲的女兒李聲韻、薛文淑。另外，還有一位二十多歲的警衛，名叫梁平，一位四十多歲的廚師廖師傅以及一位三十多歲的安徽孃姨。

薛文淑這時改在博文女校上學，一般上午上課，中午回家吃飯，下午在家複習功課。

這時候，來找李漢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裡時見到過的兩位小姐不大來了，常來的是一位姓陳的小姐，模樣姣美，跟李漢俊學外語。

一九二一年春，三十九歲的李書城和十五歲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結婚。新房設在一○八號樓上，那裡隔成前後兩間，前面會客，後面為臥室。樓下也是兩間，前面的房間是警衛梁平和廚師廖師傅的臥室，後面為廚房。前後房中間為過道。

一○六號樓上，也隔成兩間，前屋為李漢俊臥室兼書房，後屋是李聲韻和孃姨臥室。樓下前屋為餐廳，放了一張乒乓球桌那麼大的長方大餐桌。那是從三益裡帶過來的。在三益裡時，李家人口眾多，所以要用這麼大的餐桌。樓下後屋是洗澡間，備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一○六號和一○八號內部打通，共用一○六號的一個斜度較大的樓梯。上樓之後，先走過李漢俊的房間，朝西走，則是李書城的臥室。

新婚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裡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佔元的軍務。

這麼一來，望志路上的李公館內，只剩下李漢俊、薛文淑、廚師、孃姨和年幼的李聲韻。薛文淑不過十五歲，不懂世事。廚師和孃姨不識字，因此從不過問李漢俊跟那些穿長衫、西裝的朋友們高談闊論些什麼。

本來，“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裡開會，當然方便。不過，兩個外國人進出一所女子學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煩，一網打盡，便無處遁逃。

“到我家裡開會吧。”李漢俊一提議，馬上得到李達的支援。確實，李公館是一個很合適的開會場所。那裡離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

於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穿長衫的，穿對襟紡綢白上衣的，穿西式襯衫結著領帶的，留八字鬍的、絡腮鬍子的，教授派頭的，學生模樣的，一個又一個走進李公館後門……

第七部分：成立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幕

李公館樓下餐廳，那張長方大餐桌四周，坐滿了十五個人。

晚八時多，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幕，就在這間十幾平方米的餐廳裡揭開。

從莫斯科，從伊爾庫茨克，從日本，從中國的北方、南方，操德語、英語的，說俄語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山東、廣東、貴州口音的，乘遠洋海輪、長江輪船，坐長途火車，十五位代表終於頭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廳裡開著發出黃暈光線的電燈。餐桌上放著一對荷葉邊粉紅色花瓶，插著鮮花——那花瓶原是李書城和薛文淑幾個月前結婚時置的。鮮花給這次難得的聚會增添了喜慶的氣氛。桌子上鋪著雪白的檯布（據董必武回憶說沒有檯布，而薛文淑則回憶說李家長年鋪白檯布，顯然久居那裡的薛文淑的回憶比較可靠）。桌上還放著紫銅菸灰缸、白瓷茶具和幾份油印檔案。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十二隻橙黃色的圓凳，加上兩對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個座位。初次的會議很隨便，先來先坐，後到後坐，並不講究座次的排列順序。

毛澤東和周佛海擔任記錄，緊挨著大餐桌而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