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著手成立共產黨，是從北京大學的三員“大將”抵達這南國名城之後開始的。

這三員“大將”原本都是廣東人，都考上北京大學，都在一九二○年暑假前畢業，從北京經上海到了廣州。三員“大將”之一，便是本書小引中提及的那位陳公博，《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的作者。陳公博的父親陳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廣西當過提督。受父親的影響，陳公博從小受到文、武兩個方面的訓練。他讀了許多中國古書，練就一枝筆，所以他後來擅長寫作；他也學會武術，會騎馬，身強力壯。此外，他從十五歲起學習英語，為他後來留學美國打下了基礎。他的父親因參與反清，在一九○七年被捕入獄，陳家陷入困頓之中。陳公博靠著當家庭英語教師口。

辛亥革命之後，陳致美躍為“省議會議員”、“提督府軍事顧問”，年僅二十歲的陳公博居然也當上了“縣議會議長”。如他所言：“那時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不過，他的父親仍要他去求學。他在《寒風集》中曾這樣回憶：“我的家庭內，母親很是嚴肅，而父親倒很慈和，我自有記憶以來，我的父親從來沒有打過我，並且也不曾罵過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後，看我那樣趾高氣揚，便忍不住了。父親對我雖然素來慈和，可是嚴厲起來，卻秋霜滿面，凜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對我說，你拿什麼學識和資格去做參謀，去當縣議會議長？你這樣不知自愛，終有一天翻筋斗跌下來，就是地位不跌下來，人格也會墮落。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算為人罷，自己沒有學識，為人也為不了。自然父親那時叫我什麼都不要幹，而去讀書……”陳致美雖然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去世，陳公博畢竟還是聽從了他的話，當了兩年教員之後，於一九一四年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一九一七年畢業之後，他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北大，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在那裡拜識了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尤其是五四運動，給了他難忘的印象。後來，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中，曾作如此描述：“對我來說，回憶這一時期的活動是非常有趣和令人興奮的。我處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終目睹了這次激進的運動，目睹了群眾不滿情緒的加深和反抗的頑強性。此情此景在壯麗和憂傷方面與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冬俄國大學生的總罷課多麼相似！”不過，又如他在《寒風集》中《我和共產黨》一文中所說，在北京時他“靜如處女”，還沒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動。他埋頭於讀書。後來，他才“動如脫兔”。陳公博的同鄉觀念頗重。他的活動圈，大都限於同鄉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廣東老鄉譚平山。譚平山年長陳公博四歲，號誠齋，別號聘三，廣東高明縣人。他和陳公博在同一年進入北京大學。他是三員“大將”中的另一位。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這麼寫及譚平山：“平山的原名本叫譚鳴謙，別號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廬的意思，後來他改名平山，也是由聘三諧音來的。那時我因為他留了一撇小鬍子，免不了開玩笑的叫一聲聘老。邇時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別號聘卿，就是世間所傳的王龍、段虎、馮狗，三傑之一，聲勢煊赫，報紙常書聘老而不名。我也喚平山做聘老而不名，並且時常對他說笑，謂南北兩聘老遙遙相對。而平山為了報復罷，喚我做猛野，廣東人叫利〔厲〕害是猛，而野呢廣東是傢伙的意思，所謂猛野，就是利〔厲〕害的傢伙。這樣彼此稱呼，差不多好幾年，至民國二十七年我在漢口重遇平山，還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為人，年紀比我大幾歲，世故也比我老練多，只是他具有一種名士風，充滿浪漫氣息，不大修邊幅，在北京某一時期，也曾發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時機和興趣一過，又依然浪漫不羈。後來在廣州替共黨工作，倒是一個努力不懈的人物。……”三員“大將”中，還有一位便是譚植棠。也是一九一七年進入北京大學。

譚植棠跟譚平山沾親帶故，算是譚平山的族侄——比譚平山小七歲，也是廣東高明縣人。他曾積極參加過五四運動。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提及譚植棠：“至於植棠倒是樸實無華，忠於待人，信於所守，他是學史地的，因平山的關係，我才認識他。我對於植棠的印象和交誼都比別人為深，至今懷念斯人，猶戀戀不釋。”

第五部分：響應陳獨秀在廣州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關於廣東共產黨如何誕生，陳公博在《我和共產黨》中，作過一段說明：“談及廣東共產黨的起源，很多人傳說，廣東的共產黨發源於北京大學，以為廣東的共產黨遠在我北京時代就有了組織，其實這是誤傳的。大概因為廣東共產黨開始只有三個人，就是我，譚平山，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