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毛澤東在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召開的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演講《論持久戰》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

“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週年紀念日，這個日子又正當抗戰的一週年。”

在如今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收《論持久戰》中沒有這句話，開頭的話是“偉大抗日戰爭的一週年紀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但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第四三、四四期合刊，仍可查到這句話。

一九四○年在重慶出版、由許滌新和喬冠華主編的《群眾》週刊第四卷第十八期，發表社論《慶祝中國共產黨十九週年紀念》，指出：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週年紀念日。”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名義肯定了“七一”為中國共產黨誕辰：

“今年七一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二十週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週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轉引自邵維正：《七一的由來》，《“一大”回憶錄》，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從此，七月一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

一九六○年，當韋慕庭見到那塵封已久的陳公博在一九二四年寫的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時，感到困惑。韋慕庭寫道：

“現在中國共產黨把七月一日作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代表大會該黨建立的日子來紀念。但對這次大會實際上何時舉行來說，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說是五月，有的說是七月。陳公博寫他的論文時，僅在他參加了這次大會的兩年半以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在上海舉行’。”

韋慕庭為陳公博的論文寫了長長的緒言，內中專門寫了一節《大會的日期》，引用中國大陸以及香港地區、臺灣地區，還有英國、美國、蘇聯的各種文獻，對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進行一番詳盡的考證。韋慕庭得出結論，認為陳公博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到七月三十日結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於精確的日期，這位美國的教授無法確定。

韋慕庭的緒言在美國發表，當時中美尚未建交，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們並不知道韋慕庭的考證。

北京。革命博物館。李俊臣在工作之餘，正在那裡通讀《新青年》。

一九六一年，當李俊臣讀著《新青年》第九卷第三號時，對其中陳公博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產生了很大興趣。

雖說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發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讀過它。可是，文中的“密碼”，一直沒有被破譯。當李俊臣讀此文時，才辨出文中的“暗語”。

陳公博寫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點暑，心裡很想轉地療養，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也想趁這個時期結束我未完的手續，而且我去年結婚正在戎馬倥傯之時，沒有度蜜月的機會，正想在暑假期中補度蜜月。因這三層原因，我於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滬。……”

乍一看，這是一篇普通的旅遊見聞罷了，四十年來誰都這麼以為。然而，李俊臣卻聯想到中國共產黨“一大”，頓時眼前一亮：

那“感了點暑，心裡很想轉地療養”之類，純屬遮眼掩耳之語，而“去年我在上海結合了一個學社”，那“學社”是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那句“結束我未完的手續”，分明是指他赴滬參加中國共產黨“一大”！

此文記述了“我和兩個外國教授去訪一個朋友”。那“兩個外國教授”被偵探“誤認”為“俄國共產黨”——其實指的便是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至於那位被訪的朋友，文中說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中有“英文的馬克斯經濟各書”——這“李先生”不就是李漢俊嗎？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開幕之日　2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絕，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關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文章，是陳公博在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時寫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不便點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這才拐彎抹角，故意指桑為槐。不過，文章畢竟記述了關於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