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歲，他深知要想在這裡站住腳，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還必須學好英語。於是他發奮用功，不久就學會英文，而且還能讀會說。後來，研究室就讓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開始，他什麼都不會，只好一方面從書本里找製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實踐中苦心鑽研。魏敦瑞見這個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醫學院裡找了個外國專家，教他製作模型。這個外國專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學費（這些學費當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沒幾個月，這個外國專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這位外國專家，問他為什麼不教？這位外國專家回答說：“胡太聰明，他現在做的模型已經比我做的還要好了，我還教他幹什麼？”的確，僅僅幾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種化石模型的專家，技術之精妙，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令同行們常常驚歎不已。據裴文中說，當時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國體質人類學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稱，他對任何人做的事，從來都不肯說一個好字。但奇怪的是，當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給他時，他給新生代研究室寫來一封親筆信，對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對胡承志製作的模型卻連連稱道，大加讚許。而賈蘭坡後來也撰文說：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樓看過他製作模型。他製作每件模型都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發現人的名字。他製作的模型與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難辨出真假。說他是一名製作模型的高手，一點也不為過。”

於是，胡承志在中國地質調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師”的美稱。

然而，這位“模型大師”正因為承擔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後的裝箱任務———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當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後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當後來“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蹤後，他的內心就比別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難受！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位“模型大師”一直有一種很微妙的東西潛藏在心靈的深處，令他有苦難言，備受折磨；無論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作家、記者、科學家，或者別的什麼人，只要找他談有關“北京人”化石丟失的情況時，他都一直緘默不語，不願提起。甚至有的外國學者和記者來到中國要親自登門造訪，也同樣被他婉言謝絕。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時，我們經過多年的爭取努力，這位“模型大師”終於被我們的誠意所打動，在家中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並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新情況。由於“北京人”化石的裝箱問題以及裝箱後如何從中國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國人手上等等問題，在整個“北京人”丟失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環節，而胡承志作為惟一的一位最後見到“北京人”的中國人，同樣舉足輕重，至關重要。因此，為了讓這段歷史儘可能真實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此後我們又與胡承志先生進行了多次懇切、深入、細緻而又十分激烈的長談。特別是為了試圖再現歷史的原貌，我們還不得不針對其中一些極為關鍵的細節，進行了無情的追問與探究。現將我們幾次採訪錄音的主要內容公佈於後，以供大家分析時參考。

筆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後裝箱，是否確是您親手所為？

胡承志：沒錯，確實是我親自裝的箱。

筆者：據我們的瞭解，當時您在新生代研究室僅僅是一名技術人員，並無實權，裝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麼是誰指示您裝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離開中國去美國前，他就讓我將“北京人”和“山頂洞人”化石一併裝箱，然後交給協和醫學院院長鬍頓，或者交給總務長博文，以便到時交美國公使館運往美國。我問魏敦瑞何時裝箱？魏敦瑞對我說，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訴我說，“‘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我當時沒有問他具體細節，只問他什麼時候裝箱？他說：“聽信兒”。

筆者：那麼到了真正裝箱的時候，到底又是誰叫你裝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個叫博文的美國人，他是協和醫學院的總務長。

筆者：博文讓您裝箱的時間，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還是晚上？具體怎麼給您說的？您現在還能想起來嗎？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間，也就是說前三個星期左右。

筆者：“珍珠港事件”爆發的時間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如果是三個星期前的話，那就應該是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的十六七號左右。但裴文中在《“北京人”的丟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