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時報》又刊登了一則尋找黑衣女士的重要啟事。其大意是：

經國家有關部門批准，“北京人”化石受美國法律保護。如果您願意向我們提供化石或將化石進行展覽，將不會對您本人及對化石的擁有權造成任何損害。在可能的情況下，您可以找一位律師作為法律保護人。希望您能與我再次聯絡。

不久，賈納斯就接到了紐約律師事務所打來的電話。對方說，黑衣女士曾找過該事務所一名律師，但雙方尚未談出結果，黑衣女士突然又不辭而別了。

黑衣女士的忽隱忽現，時有時無，越發激起了夏皮羅設法搞清她的真實身份的決心。根據黑衣女士的行蹤，夏皮羅首先肯定她就是紐約人，因為如果她是外地人的話，安排在帝國大廈會談是極為不便的，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賈納斯在《紐約時報》上登的尋人啟事，更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和賈納斯取得聯絡。如果黑衣女士確實是從她已故的丈夫那兒得到了裝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那麼她的丈夫就應該是美海軍陸戰隊的一名海軍陸戰隊員。因為據弗利大夫所說，他收到的日本人歸還的軍用提箱並沒有開啟過，而他裝有私人衣物的箱子卻被開啟搜查過了，而且還丟失了東西。因此，在“北京人”失蹤的許多可能性中，有一種想法始終在夏皮羅的腦海裡不斷出現，這就是：很可能運往天津美海軍陸戰隊營地的軍用提箱被日本兵開啟過。但檢查箱子的日本兵根本不認識“北京人”化石，對其價值和意義更是一無所知，所以開啟箱子後一看是一堆死人骨頭，就把“北京人”化石扔掉了，或將其中的一部分扔掉了；而在這個時候恰巧被一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看見了，並認出或者說猜到了這些骨頭就是珍貴的“北京人”化石，於是便將它們重新收藏起來，然後設法帶回了美國，繼而落在了這位黑衣女士的手上。

這個推論看起來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但據夏皮羅的調查，當年美國陸戰隊中確有一位隊員見過這批化石。這位陸戰隊員當初認識一位在實驗室工作的姑娘。有一次，他例外地被姑娘領進了實驗室，有幸參觀了這批文物。

那麼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的是：當這位陸戰隊員在參觀過程中或者參觀之後，這位姑娘有可能會告訴他這批化石就是珍貴無比的“北京人”化石；由於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這位隊員回到營地後，有可能向他的隊員們吹噓一番看到“北京人”化石的傳奇經歷。這樣，有關“北京人”的故事及其重大價值，就有可能在霍爾庫姆營地一部分陸戰隊員中流傳開來，因而後來有陸戰隊員辨認出“北京人”化石並私自帶回美國長期隱藏，似乎也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夏皮羅的結論在肯定與否定之間徘徊不定。但他堅信那個神秘的黑衣女士的丈夫在中國得到一件或一部分“北京人”化石，並設法帶回了美國，是存在可能的。至於這位陸戰隊員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把化石巧妙地運往美國，他卻無法搞清。

帶著諸多疑問，夏皮羅決定再找戴維斯聊聊，因為戴維斯當年曾是霍爾庫姆兵營的醫生，憑著這一特殊身份，他幾乎認識兵營中的每一個人。何況，後來戴維斯和這些士兵又共同熬過了４年的鐵窗生涯，彼此間的瞭解肯定有增無減。據悉，戰後美海軍陸戰隊員還成立了聯誼會，戴維斯作為其中頗受尊敬的一員，每年都要參加一次聚會，並和當年不少的陸戰隊員保持著長久而密切的聯絡。

當夏皮羅把神秘的黑衣女士的情況以及由此引出的推論向戴維斯講述後，戴維斯認為上述的推論難以成立。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被俘後立即進行了看押並很快送往俘虜營，日本軍隊是在他們走後才進行檢查的。即便再假設美軍陸戰隊離開營地時，他們當中有人將“北京人”化石藏在了被允許隨身攜帶的一隻用於裝日用品的箱子裡，但也很難設想，一個小小的旅行箱怎可能盛得下如此眾多的化石？！

不過，戴維斯告訴夏皮羅說：“家住在紐約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是有兩個，而且這兩人都還健在。倒是住在紐約附近的新澤西州的一位陸戰隊員已經故去，聽說還留下了一個寡婦，但我卻不知道這位寡婦的確切地址。”

那麼這位寡婦會不會就是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呢？

透過戴維斯的介紹，夏皮羅馬上給有關部門寫信進行打聽。接著，夏皮羅又寫信給政府，向他們彙報了這一情況，並希望他們幫助查清那位神秘的黑衣女士以及幾位陸戰隊員的情況。幾個月後，政府人員通知夏皮羅說，新澤西州確實有一位陸戰隊員的寡婦，但這位寡婦不是他要找的那位黑衣女士。此外，他們還透過各種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