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苦的事情。好在現在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相會的日子也不會太遠了。我和其他的隊員一樣，現在在關島醫院休養，待休養之後將回到美國本土。這裡當然比戰俘營好多了，食品豐富，有熱水淋浴，逍遙自在。在中國生活了這麼多年後，看到這裡淨是白種人，街上沒有黃包車，對我來說實在是太新奇了，也太不習慣了。在這樣的生活環境裡，我們將很快恢復健康，重返家園。

息式白小姐，你能告訴我喬治蒂·赫本小姐的住址嗎？我給她寫了無數次信，但都沒能見到她的迴音。我現在迫切地需要和她聯絡，因為在她那裡還有我的一份東西，一份極為珍貴的東西，我要讓她還給我。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並能轉告於我，將十分感謝。希望不久將收到你和她的來信。祝好！

你的朋友斯耐德爾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７日

夏皮羅看完後，不解地望著息式白，問：“這能說明什麼呢？”

“是的，僅憑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麼的，但是如果當你瞭解了斯耐德爾和喬治蒂·赫本的情況後，也許您會興趣大增。”息式白解釋說。

“那就請你先談談吧！”夏皮羅說。

“赫本和斯耐德爾都是我在中國時結交的美國朋友。”息式白緩緩說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當中美雙方生意上的中間聯絡人。斯耐德爾是駐北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也就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開著卡車到協和醫學院拉裝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個海軍上士。據我當時所知道的情況，赫本與美國駐北平公使館的一名職員和斯耐德爾都同居過，而斯耐德爾與北平協和醫學院一名姓張的中國女職員關係也十分密切。在這名中國女職員任講解員期間，曾經帶斯耐德爾到實驗室看過‘北京人’化石。這就是說，美國駐北平公使館的職員以及赫本、斯耐德爾、中國女職員這４個人，均有單線聯絡或者彼此都相識。由此可以推論，他們４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轉運的時間以及這批化石的價值。當然，這些情況還不能令我們懷疑他們參與了‘北京人’事件，只是當我重新發現這封信併為此思考時，又讓我想起３０多年前我未放在心裡的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能講講嗎？”

“當然可以。”息式白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那天，當斯耐德爾駕駛卡車來到協和醫學院的裝貨臺時，他按響了汽車喇叭。當時我正在靠裝貨臺一幢樓房的二層房間裡做事，聽到喇叭響聲後我向下看去，斯耐德爾正從汽車駕駛室跳了下來。

“當我走出房間欲回實驗室時，看到貨物包括裝‘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裝上了汽車，並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車的最後頭。因為我對這兩個箱子比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裝‘北京人’化石的那兩個。同時我還看到那位姓張的中國女職員正站在汽車旁和斯耐德爾說著什麼。因為他們是親密的朋友，我當時沒有想得更多，只是急著處理自己的事務去了。

“那天，我記不清從實驗室出來要上街辦一件什麼急事了，只記得當我乘坐一輛黃包車路過南河沿１４號時，看到斯耐德爾的卡車停在了路旁，而卡車不遠處是赫本的私人住宅。當時我沒有看到斯耐德爾，也未見到赫本，儘管黃包車載著我一閃而過，但我的記憶告訴我，那輛卡車就是斯耐德爾剛從協和醫學院開出來的。”

說到這裡，息式白停止了敘述。

“後來呢？”夏皮羅追問道。

“後來？後來‘北京人’就失蹤了。”息式白略帶幽默地說。

沉思片刻，夏皮羅又問道：“你接到斯耐德爾的信後，告訴他赫本的地址了嗎？”

“告訴了。但我當時只知道赫本已離開北平去上海了，具體地址和她幹什麼工作都不太清楚，我向斯耐德爾提供的惟一的一點線索，是透過美國駐上海領事館轉交的。

“後來斯耐德爾再也沒有給我來信，估計已經回美國了。當然，我也一直未能得到赫本的訊息。至於斯耐德爾後來是否與赫本聯絡上了，以及‘那份珍貴的東西’赫本是不是還給了斯耐德爾，我也同樣一概不知。你知道，中國內戰不久，美國人又開始大批地回國了。”

“你的意思是說，是斯耐德爾中途劫持了‘北京人’化石，或者說是使用了調包之計？”夏皮羅有些驚奇地問道。

“難道你認為沒有這種可能嗎？”息式白自信地說，“我總在這樣琢磨，為什麼海軍陸戰隊正好派了對‘北京人’化石有所瞭解的斯耐德爾到協和醫學院去裝運化石？那位姓張的中國女職員在斯耐德爾裝車過程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