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你是先去西北大學讀了四年博士課程，　然後再來耶魯法學院的，　你覺得在西北大學那四年裡，　自己有什麼變化嗎？

李：　我最大的體會是，　讀博士必須非常熱愛自己所做的研究，　否則這個過程會很痛苦。　博士課程剛開始的時候還比較平穩，　就是一步步地上課、　做研究。　學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要面對現實了，　也就是要開始考慮找工作的事情了。　我們總是先看看師兄、　師姐怎麼做，　他們如何考慮工作的問題，　他們畢業以後的去向。　在這個過程中，　我發現美國的文科博士找工作確實挺困難的。　我真不希望自己以後在就業市場上像爛西紅柿似地被扔來扔去，　所以我開始考慮做一些更實際的改變。

馬：　你怎麼會決定讀法學呢？

李：　在決定申請去讀法學專業的時候我並不十分了解法律，　也談不上熱愛法律。　坦白地說，　我是從更實際的角度去考慮的。　在我周圍，　有這種實際考慮和實際行動的人不少，　比如有朋友讀的是社會學博士，　然後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去讀法學。　我從他們的資訊反饋中感覺到，　法學和文科的專業跨度不大，　以前讀文科博士所鍛鍊的讀和寫的基本功都用得上，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一條不錯的退路。

馬：　你每次做選擇都有退路，　這次耶魯法學院變成了你的退路。

李：　我並沒有放棄讀博士學位，　我只是中途出來為自己以後的發展做一些其他的準備。　讀博士是為了以後做學術，　但如果以後不做學術，　做實踐的話，　法律會非常有用。　中國現在發展得很快，　在一個法制社會里，　對法律方面的人才需求會越來越多，　要求也會越來越高。　在美國更是如此，　所有的理論似乎最後都會落實到法律層面上來實施。　我博士的研究方向和中國的法制改革、　中國法律的地域差異有關，　所以讀法學學位對我做博士論文也很有幫助。

馬：　你的選擇很保險而且兩邊都能兼顧。　你為什麼選擇耶魯呢？

李：　讀法學的學位投入很大，　機會成本很高，　所以一定要去最好的學校。

馬：　耶魯法學院是最好的，　你申請的時候有什麼體會？

李：　我和別人一樣，　做題、　考LSAT、　準備推薦信。　我有個很深的體會：　運氣很重要，　即使你所有的申請材料都做到最好，　也只有50％的機會。　我的成績並不是特別好，　比我那些室友的成績要差。　也許耶魯看到我在博士期間做的研究和法學非常相關，　估計我以後可能會考慮做教職，　這和耶魯法學院重視理論研究的傳統比較符合，　所以選擇了我。　我的推薦信對我申請成功幫助很大。　我在西北大學的教授非常支援我，　有一封推薦信是我導師寫的。　他畢業於哈佛的法學院，　又是斯坦福的博士；　還有一封信是數學系的一位教授寫的，　我選了他的課，　因為這門課對我的研究方法很有幫助。　我猜想，　耶魯綜合起來考慮，　覺得我和我已經做的準備都比較適合做學術研究。

十字路口的理性選擇（2）

馬：　你在美國讀大學，　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李：　在美國學會了質疑所有的東西，　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假設。　在中國讀書的時候，　基本上是教授講，　學生聽，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舉一反三。　美國教授絕不希望你被動地接受，　他們要你質疑，　一層層地置疑，　然後提出自己的觀點，　一起進行理論的探討。　這在中國學生看來，　是教授做的事情。　而在美國，　學生是重要的參與者。

我慢慢習慣了高層次的抽象思維。　比如以前探索中國問題就考慮中國，　探索中美關係就考慮中國和美國。　在讀博士的過程中，　我需要從各種角度、　各種層面探討。　什麼是中國問題？什麼是中國？一層層地剖。　我討論的中國是個地理概念？文化概念？還是人們的一種認同感？比如一個廣東人和一個陝北人，　他們說不同的方言，　但在報紙上看到美國批評中國的人權都會有同樣的感受，　為什麼又批評我們中國人。　這種認同感從哪裡來？一個個問題問下來，　即使很簡單的問題，　都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來美國之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只是機械地解答問題。　來美國之後，　知道自己不知道，　開始主動地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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