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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格萊斯頓當選為牛津大學的議員，但是沒有參加羅素的輝格黨內閣（1846—1852）。他雖然表面上仍是一個託利黨黨員，在思想上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遊義大利，探訪兩西西里王國首都那不勒斯監獄。在那裡，他看到炮彈國王費迪南多二世殘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鬥爭志士的野蠻行為，認為這一罪行違背了正義與公道，是對歐洲文明的汙辱。回國後，發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國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兩封信》，揭露和斥責那不勒斯政府虐待******的暴行，因而在國內博得了好評，人們稱他為“人民的威廉”，因而名聲大噪。

1853年格萊斯頓進入阿伯丁伯爵喬治？漢密爾頓？戈登內閣，任財政大臣，1859年，他同一批主張自由貿易的托利黨人脫黨加入了輝格黨，在帕默斯頓內閣中任財政大臣，力主英國參加克里米亞戰爭。自此到1874年期間，除了幾段很短的時間以外，格萊斯頓一直擔任英國政府的財政大臣。這一時期，英國在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英國的資產階級感覺自身勢力穩固而選擇了自由主義治國方法，經濟上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政治上標榜自由主義統治。格萊斯頓順應潮流，竭力維護工業資本利益。在託利黨反對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萬難，為資產階級制定自由貿易預算方案，取消保護關稅制度，同法國、比利時、義大利和奧地利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使英國資產階級能夠以實力雄厚的工業成功地擊敗了整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奪取了世界工業霸權。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因而把格萊斯頓看作是自己利益最強有力的表達者。1867年，自由黨兩巨頭之一的帕麥斯頓病死，另一領袖約翰？羅素伯爵宣告退出政治舞臺隱居，格萊斯頓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擁立該黨的領袖。

在1868—1874年間，格萊斯頓第一次領導自由黨組織政府，進行了各項改革。針對英國的一切學校控制在教會手中和大部分學齡兒童得不到任何識字教育的情況，他在1870年實行國民教育改革，舉辦政府資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學校，為支援工業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實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一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節約開支的廉價政府，以利於把更多的資金用來發展經濟。1871—1872年，他又透過陸軍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創設監督地方自治機關活動的內政部等措施來加強軍事官僚機器，使英國在建立歐洲大陸型的集權官僚制道路上邁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格萊斯頓在首任內閣中，透過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後完成了自十九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對國家政治上層建築的改造，使之成為資產階級統治人民的得心應手的工具。這一時期，正是他統治的黃金時代，為此，英國政府被歐洲各國統治者奉為典範。但1874年大選中，自由黨政府在國內的威望下降。原來支援他的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在歐洲嚴重的經濟危機襲擊下，要求加強殖民掠奪。迪斯累利根據資產階級這一需要，提出了“帝國主義”口號，把託利黨改造成為能夠滿足貴族地主、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擴張野心的保守黨。因此，格萊斯頓在這次選舉中被迪斯累利的保守黨擊敗而下臺。

而這一次格萊斯頓抓住機會捲土重來，一舉將迪斯累利攆下臺，不光是出於內森的授意，其實也是為他自己報當年的一箭之仇！

迪斯累利政府的倒臺對於目前正因馬嘉理事件和英國緊張交涉的中國來說，無疑是極為有利的。

“我很想知道威妥瑪先生得知這一訊息時，臉上會是什麼樣的表情。”日意格笑著說道，話語裡不無幸災樂禍之意。

對於驕狂蠻橫的威妥瑪，他同樣沒有什麼好印象。

“我想，他應該是會對他之前的所作所為感到後悔的。”林義哲笑了笑，說道。

林義哲當然不能告訴日意格，為了讓威妥瑪滾蛋，他做了多麼久的準備工作。

“這位威妥瑪先生之所以敢如此對待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海軍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對抗英國在遠東地區的艦隊。”達士博指著桌面上的圖紙，笑著說道，“等到我們的新式巡洋艦加入中國海軍，一切就都不一樣了。”

他桌面上放著的，就是船政新一級主力艦“開濟”級裝甲巡洋艦（實際上是法國“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