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60盎司毒品。當地的軍事長官宋哲元將軍親自下令予以處決。這名死囚被戴上鐐銬，在汽車的拖引下穿過北平大街，同時號手們吹得震天響，警察則對試圖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現場有一萬人注視著凍得發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個動作敏捷計程車兵走過去，在後面把手槍槍口對準其後腦勺，只發一彈即令其斃命。

國共醞釀聯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國人就神情憂鬱，他們看到了國內德高望重的預言家們近乎一致的預言：他們的國家與日本將在1937年爆發“大戰”。東京任命了一個軍人內閣，該內閣進而控制了日本國會。日本新任首相林銑十郎對中國來講，是個家喻戶曉、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隊是從朝鮮越境入侵中國滿洲里的第一批日本軍隊。現在，日本已把滿洲里的大部分地區變成自己的附庸國－－滿洲國。

而過去5年來中國出現了嚴密、流動、自封的“紅色政權”，1931年在中國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國政府。自1934年以來，紅色政權就一直被蔣介石“驅趕”或者說在“推進”。

25000裡的長征之後，　紅色政權一年多前移至中國偏遠地區，從而使中共人員－－其中多數是農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塊區域內安頓下來，今天其總面積大約有20萬平方里。

在蘇聯邊境的另一邊則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柳赫爾將軍領導下的布林什維克遠東軍。1924年至1927年，　化名“加倫將軍”的布柳赫爾同志還是蔣委員長的首席軍事顧問，那時蘇俄向蔣氏提供資金和彈藥。但蔣總司令征服中國、公開拋棄共產主義後，紅色將軍加倫獲准經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順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羅斯又為中國培養了許多紅色將軍，他是中國紅色政權的老大哥。

西安事變有一個特寫：被綁架者蔣介石請綁架者張學良閱讀其過去一年中的日記。做成節略本的蔣介石日記分發到所有國民黨委員手中，但嚴令他們保密。這似乎要向國民黨證明－－正如此前向綁架者張學良所證明的那樣：慘遭綁架的委員長絕非對日賣國求榮，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一個真正的、勇敢的中國人。與此同時，蔣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發表聯合廣播電話，他用漢語，她則操著英語。除了使外人看到他們仍然為其著名的“新生活運動”（中國基督徒的一種清教主義形式）身體力行，很難再獲得更多的訊息。

蔣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孫逸仙夫人，即國民黨建立人孫逸仙的###宋慶齡。國民黨是依靠來自莫斯科的借款建立起來的，當初孫博士曾試圖從別的地方籌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務實的蔣介石突然與莫斯科斷交。在新生活運動的背後，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討論南京是否應在1937結束與蘇聯的爭執，重新與之聯合起來－－這會為中國抗日戰爭爭取外援。

孫博士的###宋慶齡同時也是蔣介石的姻親二姐，這些年來一直與莫斯科保持著關係。她厲聲疾呼：“某些中國政治領導人淪為恐日症之犧牲品……目前，日本無力進行持久戰，因為日本人民反戰，其政治人士與軍方亦生齟齬……日本技術上落後，數量上處於劣勢，而決定性因素乃中國人民現已準備抗戰到底！”

這還需拭目以待，因為南京政府仍在與靠近綁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領導人進行微妙的談判。具有重要意義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正式的莫斯科論題：共產主義和民主“站在大道的這一側”，而法西斯主義則“站在大道的另一邊”。其用語與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厄爾·布勞德的話如出一轍。不久前，布勞德聲稱：“共產黨宣佈的是‘民主對法西斯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對法西斯主義’，因為共產黨人追求最廣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從華北雪域荒原傳來傳教士的說法：蒙古遊牧民族現已在察哈爾省建立了一個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國家，名為“蒙古國”，“與日本的附庸國－－滿洲國相似”　。這片土地夾在滿洲國與綏遠省之間，與俄亥俄州面積大抵相當，首府設在化德。又一片中國領土，即使不是徹底也近乎是納入了日本帝國的範疇。

在附近的中國綏遠省，幾個月前由於中國軍隊的抵抗，日本人的滲透被迫停止，但那裡依然重現緊張氣氛。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將軍說得毫不含糊：“我等決不允許本省領土完整受到損害！”他動員和檢閱綏遠全軍，追悼1936年擊敗蒙古部族戰役中陣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