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最高領導人之一的賞識為舒爾茨－伯曾進入航空部創造了條件，在航空部他負責情報司。但是，仕途的順利並未衝昏他的頭腦，沒有讓他偏離主要目標——推翻納粹制度。舒爾茨－伯曾領導的組織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繼續工作。 另外一個堅定的反納粹鬥士是阿爾維德·哈爾納克。他是哲學和法學博士，早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小組的網路。他在講座和討論會上，號召與蘇聯保持友誼，並且警告德國人民所面臨的法西斯威脅。納粹上臺之後，他領導的組織轉入地下。為了保密，哈爾納克加入了國社黨，並在經濟部就職，在那裡很快就作到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他跟舒爾茨－伯曾建立了聯絡，於是他們決定將兩個組織合而為一。由於有機會接觸絕密的軍事經濟情報，舒爾茨－伯曾和哈爾納克得出結論，即不久的將來希特勒德國進犯蘇聯已經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樣也不願意相信這些）的同時，他們特別注意在戰爭開始之後繼續保持這種聯絡。所以，他們急不可耐地等待著替換出了故障的發報機。 衝鋒隊長海因曼上尉是比較少見的那種愛說話的人。我們認識的第二天，我就已經知道了，他有一個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國辦公廳警衛處任職，兒子埃裡赫馬上就要從軍官學校畢業，然後就得上前線。海因曼說，他請哥哥想辦法把兒子安排在後方，這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黨衛軍軍官，並且是看守布林什維克的警衛隊長，在與蘇聯交戰期間跟蘇聯外交官說這種話，令人十分警覺。他是否想挑起我談及隱私？也可能，在內心深處他對我們並無敵意，並且願意幫助我們？無論如何，有必要仔細觀察這個人。在跟傑卡諾佐夫商議之後，我決定試著跟海因曼建立“友誼”。 有一天傍晚，海因曼巡視完哨位之後，走進使館詢問，我們要不要給外交部轉交什麼，我請他進來稍事休息，喝一杯。我們在客廳裡一張玻璃矮桌前的軟椅上落了座。 “您願不願意簡單吃點東西？”兩杯伏特加過後，我對客人說，“一天下來您可能累了，況且午飯之後已經很長時間了…… 海因曼起先謝絕了，稱這在值班時是不允許的。但最終還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們談話的內容相當坦誠。幾杯酒下肚之後，海因曼開始說，根據他哥哥掌握的情況，帝國辦公廳對德軍在蘇聯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擔憂。在許多地方，蘇軍戰士拼到最後一發子彈，然後會進行肉搏戰。這場戰爭期間，德國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遇見如此的抵抗，也從未有過如此的損失。 “在帝國辦公廳內部，”海因曼說，“有人甚至懷疑，是否值得與蘇聯開戰。”這已經像是反對派了，我絕對沒有料到黨衛軍官會這樣說。&nbsp&nbsp

我收買黨衛軍衝鋒隊長（2）

由於對海因曼沒有信心，我沒有做聲，聽著他說。只是當他再次說起自己兒子的時候，我說，這場戰爭本來完全不會發生並且那樣不僅他的兒子埃裡赫是安全的，許多德國和俄國人都可以保住生命。 “您說得太對了，”海因曼感嘆道，“這場戰爭是為了什麼？……” 第二天，我邀請海因曼吃早點。他沒有多餘的客氣立即同意了。對我而言，非常要緊的是弄清楚，他對我們能有多大的用場。我想著，必須小心翼翼地對待這個話題，一旦他的反應是否定的話，可以把一切都當作一句玩笑話。首先我自問，是什麼東西會促使他幫助我們？如果說，儘管他屬於黨衛軍，並且是軍官，但並不是鐵桿納粹分子，為希特勒效勞也是情勢所迫，那麼就可以利用他對戰爭的否定態度以及對兒子的擔憂。譬如，可以許諾，一旦埃裡赫被俘，對他進行加以關照。如果海因曼是個無恥之徒，僅僅想給我們幫忙，自己掙些外快的話，這也沒有問題。可是，萬一他試圖挑動我們“收買”黨衛軍軍官，然後交給蓋世太保？但是，他這樣作有什麼意義呢？當然，也可能有一種選擇誘惑著他：那邊更合算，給得更多些？但是我想，傑卡諾佐夫不會討價還價的。 在約定的時間，海因曼到了。他在評論了一番前線的新聞之後，又一次涉及到對他而言十分迫切的話題——自己的兒子。 “最近，”他說道，“埃裡赫就要從軍官學校畢業了。並且，按照德國現在的習慣做法，我得自己掏錢為他定做軍禮服和武器。再加上妻子的病，所有的積蓄差不多都要花光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購買軍禮服和武器的這種習慣做法，但是，海因曼說起了錢，這看起來像是朝著我們感興趣的方向走了一步。我決定利用這一點。 “我非常樂意幫您一個忙，”我漫不經心地說，“我在德國工作了很長時間，所以攢錢準備買大件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