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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頭’自前年北方政府開始印製以來，藉助著英鎊貸款的支援，於海外購買了大量的墨西哥及印度產白銀用於印刷，到護國戰爭前共印製達三千一百多萬枚，總值高達4200多萬元；‘儲備銀元’是西部儲備銀行印製的標準銀元，憑藉著西部的良好財政，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共印製了六千七百多萬枚，作價八千多萬元。

一個令人十分尷尬的問題擺在眼前，目前中國市面上流通跟各國銀行中所儲存的高達十到十五億元的銀幣中，算上前朝印製的銀元，本國銀元的佔有率尚不及百分之三十，甚至其中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中國產銀幣為地方各省私自印製的含銀量較低的劣質銀元。

“國內目前所鑄之銀元來看，主要單位有一兩與七錢二分兩種。前者是淵源於銀兩制度，後者是模仿流入的外國銀元，究竟以何者為標準，一直意見紛呈。光緒二十五年軍機處曾電詢各省督撫對於銀元單位的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均電覆照舊（維持七錢二分的重量），不必改鑄。光緒三十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卻又極力主張銀元應以一兩為單位……從其時起，一直處於爭論當中，這幾日的國務會議上，也有不同意見。”

俗一點說，一兩銀幣普遍官定價格遠遠高於銀幣自身的價格，比如南京政府時期發行的兩元銀幣、上海軍政府發行的五元銀幣，廣東發行的三元、五元、十元銀幣等等，這一類的銀幣多是劣幣。無論是北方政府的‘袁大頭’還是‘儲備銀元’都是七錢二分的墨西哥鷹洋仿幣，雖然在市面上價格比之鷹洋稍低一些，但因為質量相差不大，百姓倒也願意使用。

劣幣跟良幣之間，內閣起了一番爭端。

“在座諸位，何人主一兩？何人主七錢二分？”李漢沉吟片刻略一發問，眾人紛紛表態。李漢的麾下派系基本上都是支援七錢二分，包括嚴復。他們的意見是無論‘袁大頭’還是‘儲備銀元’都經過了市場的考驗。

不過，商務部長周學熙跟交通、中國兩大銀行總裁梁士詒、周自齊卻站在的劣幣一方，贊同發行一兩幣。

李漢眉頭微皺，目光在徐世昌跟段祺瑞身上各停留了一陣，問道：“請交通、中國銀行兩位總裁說說你們的意思吧。”

梁士詒、周自齊對視了一眼，梁士詒站了出來道，“稟大總統、總理，關於銀元單位討論，自前清以來，我一直參與，期間曾也一度動搖、反覆。我認為以前各省所鑄七錢二分重的銀元是仿照墨西哥銀元之重量，專為在各通商口岸抵、制外國銀元之用，本屬權宜之計。如胡總長所言，墨西哥鷹洋在市場上己佔優勢，如自鑄銀元仍仿照其重量，加之我國鑄幣品質不如外國，更不能與之對抗。且中國一切賦稅，均以兩厘計算，若改兩為元，實難折算。所以，我主張廢元用兩，抬高銀價作為大宗買賣及稅賦專用，百姓日常需要以銅元跟小額銀元交易……”

李漢不動聲色將他的意思記了下來，又看向周學熙，詢問這位現在勉強算是自己派系的人，問道：“周總長又為什麼反對呢？”

周學熙低頭道：“前清大量外債、賠款都是以銀兩計算，商務部的大量採購也是如此，若是變兩為元，勢必引起糾紛，如果因此而造成外交摩擦便得不償失。”

“周總長此言差矣！”胡瑞霖得了李漢的眼神示意，不慌不忙站起來道：“廢兩改元好處多過弊端，第一，外國銀元既然已是我國貨幣之大宗，百姓使用相當嫻熟，要鑄造新幣，不得不順應潮流、體恤民情，重一兩的銀元各省不是沒有鑄造過，因價值嚴重超過本值，結果反而不得百姓喜愛；第二，自辛亥年來無論前任中央發行的國幣（袁大頭），又或者西部儲備銀行發行的‘儲備銀元’，都已經在市面上獲得了一定的佔有率跟百姓及商賈們的支援，廢兩改元勢在必行。”

之所以梁士詒、周自齊跟周學熙三人會加入阻撓‘廢兩改元’的行列中，原因可能有很多。交通銀行跟中國銀行被李漢收繳了貨幣發行權之後勢力大損，現在只能依靠其早前經營的影響力跟勢力發展。而兩大銀行可以被稱之為國內守舊金融業的代理人。之所以極力主張用銀的原因，恰恰是因為經濟利益，是為了貪圖幣值單位的不同所能創造的利益。如同前朝的戶部寶鈔一樣，它本身並不值錢，但是因為政府的公信力跟強制實行，一度行使紙幣的功能，戶部跟各地錢莊、銀行以及地方政府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