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人才的選拔，在華夏古代的意識裡，選拔人才是要嚴格遵循德才兼備的原則的。可是當一個人才他的德和才不能兼備的時候，哪個是熊掌、哪個是魚？到底應該選哪個？傳統的說法是，首先我們要德才兼備，這個話沒錯，但是不能兼備呢？傳統的做法是先德後才，但是林南的做法正好相反，他頒佈求賢令，公開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唯才是舉”。也就是說當德和才一旦發生衝突和矛盾的時候，首先取的是才，而不是德。

他這個口號一出，許多大臣都表示反對，原因是如果一個人連至少道德品質都有問題的話，怎麼可以做官呢？林南大膽的提出三種設想。

第一種，有德無才，道德上倒是無可挑剔，老好人一個，啥也幹不了，這種人我拿了有什麼用？第二種，求全責備，我好容易發現一個人才，大家來提意見說他有一個什麼什麼毛病，我是用還是不用呢？第三種。就是弄虛作假，一個人才為了能夠得到晉升的機會只好做政治秀、做道德秀，這個是不行的。既然華夏古代有了這樣的弊病，林南的做法就必須來矯正，而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所以林南不能說德才兼備，必須說“唯才是舉”。

林南甚至提出這樣一個說法，就是隻要是這個人有才，哪怕不仁不孝。你們都儘管推薦給我。所以林南在處理德才關係的時候他的做法是：德才兼備固然最好，但最主要的還是唯才是舉。

再這個前提的感召下，一大批人才聚集到了林南的周圍。文有杜如晦，李靖，麻叔謀等。武有侯君集，徐世績，羅成等。

這以後林南又提出了關於“廉與貪”的問題。林南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重用清官、不避小貪。

比如有些人愛佔小便宜，當官的時候順手牽羊牽些什麼，但這些人的本質並沒有那麼壞，而且拿的東西也無關緊要，所以林南對於這樣的人的態度就是罰俸。華夏古代總要講究清正廉潔，比如朱元璋是最恨貪官的，甚至發明了扒皮填草這樣的酷刑來懲治他們。結果呢？明朝的貪官卻是所有朝代裡最多的。就是那些所謂的君子，也大多是偽君子，面上裝著不拿，其實心裡還是想拿的。

所以林南先是給官員提俸，使他們的俸祿達到除了可以養家之外還有些富餘。然後面對小貪也只是罰俸。但對於大貪卻也十分嚴厲，予以誅九族的大罪。就好比一隻會抓老鼠又愛偷東西吃的貓，你沒必要因貓偷了點東西你就一棒子打死他，因為它留著還是有的。至少能逮住老鼠。

但這些不代表林南就不注重法制，他曾親自宣佈：“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準。”作為一位萬人之上的君主能夠說出這樣一番話來，恐怕也只能是穿越過去的林南了。

法律制定出來後，林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的劃一和穩定。在黃龍初年，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林南卻反覆思考，慎之又慎。他說：“人死了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林南的苦心經營，黃龍初年法制情況出奇的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一個月之內竟然那隻三個人被判了死刑。

另外華夏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華夏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xìng發展的主要原因。

林南下旨禁止歧視商人，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在林南zhèngfǔ的倡導下，大隋王朝的商業經濟有了迅速和長足地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象雨後chūn筍般地興起。成為當時世界商業最發達的國家，商業城市除了沿海的交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楊州、益州，和西北的沙州、涼州。首都洛陽和陪都長安則成為了世界xìng的大都會。

黃龍三年，也就是林南當上皇帝的第三個年頭，大隋已經成為了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洛陽更是世界xìng的大都會，就象後世的美國紐約一樣。隋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竟然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隋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隋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

隋朝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華夏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華夏人為榮。不僅首都洛陽，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