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價格同盟很可能是一種有利於市場、有利於消費者的行為，因為它可以減少必須進行的價格調整的時間和成本。於是，可以看到，在外部競爭存在、沒有政府強制干預的情況下，如果不符合市場供需形勢，那麼，價格同盟必然以失敗告終。如果符合市場供需形勢，那麼，價格同盟就是有利於消費者的事情。總之，只要沒有政府強制力的存在，就無須擔心價格同盟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相反，如果為了打破價格同盟而引入政府強制干預，這才是對消費者利益的最大損害。

而且，已經形成的價格同盟，即使符合市場競爭價格，也不可能阻止各個廠商繼續透過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來儘可能降低價格，也不能阻止未來一旦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比如原材料價格出現下降時，廠商不會重新降價。實際上，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泡麵悄然降價的現象。

保護市場秩序最好的辦法就是儘量排斥強制性的因素存在，儘量堅持各方自願交易的原則。如果這個大前提不變，對於市場中出現的問題，市場制度本身正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米爾頓·弗裡德曼的三次訪華

在三次訪華中，米爾頓·弗裡德曼近距離地觀察了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的變遷過程。他盡力向中國人介紹了自由市場制度的知識，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念。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深入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人——其中不乏能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人。可以說，在這十幾年中，弗裡德曼原有的世界範圍的影響力擴充到了中國，而中國，也因此受益良多。

用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力來衡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可以說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在重要性上，唯一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也許就是他的學術對立面凱恩斯。但是，隨著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全世界的重新勃興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全面衰落，看來，米爾頓·弗裡德曼已經可以穩坐20世紀經濟學第一人的位置了。

這位學術界的大人物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他與夫人蘿絲合著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除了美國之外，敘述篇幅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弗裡德曼對中國香港的經濟制度讚不絕口，認為是自由市場制度的傑出典範，並對中國的改革程序十分關注。1980年，1988年，1993年，弗裡德曼三次來華訪問。他在自傳中寫道：“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從實踐中觀察我們一直在理論上倡導的主張——實施自由市場會同時在繁榮經濟與促進自由兩方面產生作用。”

弗裡德曼三次訪華的時間，正好跨越了中國改革從開始到深入，其間經歷反覆並重新加速發展的複雜過程。在長期封閉以後，中國重新走向世界，如飢似渴地吸收外界的知識和資訊。弗裡德曼這位頂尖經濟學家這時對中國的訪問，正是當時中美之間知識文化交流的縮影。

當代中國（17）

1980年的訪問是唯一一次官方正式邀請的訪問。邀請者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者希望弗裡德曼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等問題發表演講。這時的中國，改革剛剛開始，人們對於未來要走的道路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過去的道路行不通。弗裡德曼沒有聽到一個人說過*的好話。但他也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知之甚少，對市場體制運作的方式則基本上一無所知。在一次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副部長的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弗裡德曼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瞭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在和中國知識界的會談中，弗裡德曼敏銳地發現了一個現象，出席者要麼是年長的老人，要麼是很年輕的人，沒有中年的一代。他看出這是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更耐人尋味的是，那些老年人，由於早年受過西方的經濟學教育，可以正確理解弗裡德曼的觀點，而那些年輕人，往往還在討論諸如“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等問題。不過，由於現實變革的要求，他們很希望瞭解市場經濟體制是怎麼回事。當時中國與外界的貧富對比更強化了他們的這種好奇心。

弗裡德曼這時對中國的判斷是，改革剛剛開始。並且不能排除出現反覆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張五常的安排下，弗裡德曼第二次訪華。這次訪華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不